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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稳体制和公民社会对峙陷入僵局的时候。迎来中共十八大的领导层换届。朝野上下盼望“习李新政”，本来为改弦更张、抛弃维稳体制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机会。当时，党内顽固保守势力因薄熙来倒台而受到重挫，主导维稳体制而名声狼藉的“政法王”周永康受薄熙来案的牵连而被边缘化。维稳体制因为一时群龙无 首而出现松弛、中央政法委书记不再入常而降格、政治警察处于彷徨观望之中、公民社会一度特别活跃。习近平接棒柄政之后，提出过“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等一系列动听的说辞，似乎不负众望。但是，新的执政当局 口惠而实不至，他们在“铁腕反腐”以安抚人心的同时，凭借强势的专政工具更加严厉地打击追求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以政治上的倒退来击碎世人的善良愿望和期 待。世人始料莫及的是，新的执政当局不仅无意告别维稳体制，而且变本加厉地强化维稳体制。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化”的程度有限，更缺乏“全面”的视野，特别是在政治改革这一层 面。这一方案中因为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提法而让很多经济界人士欢欣鼓舞，但总体方案所走的依旧是在一党专政和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老路。中国当下需要的不是专政经济学，而是宪政经济学，是利益主体没有被随时专政之虞、在宪政框架下所有经济实体都享有同等国 民待遇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中国当下面临的任务，不是以增强一党专政为目的改革，而是从一党专政到宪政民主的转型；不是在现有体制内部的技术性修补，而是突 破现有体制的制度变迁。党国执政当局由于内在的知识缺陷和认知错乱，居然未能直面维稳体制与改革进步的尖锐矛盾，在“三个自信”的自欺自慰中陷入抱残守 阙、划地为牢的死局。
这就可以理解他们何以会一面高唱“全面深化改革”、一面强化维稳体制。“红二代”主导的执政当局在摧残公民社会时表现出惊人的蛮横和疯狂，似乎表 明他们宁可面对无序的暴力，也不愿接受有序的竞争。对于温和理性地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间精英和民间意见领袖，诸如名学者徐友渔、名记者高瑜、名商人王功权、 名律师许志永、丁家喜、浦志强等，连周永康都网开一面（也许是因为有温家宝等人的制约）。这些人士有担当、有修养、有学问、有思想、有能力，是国家和社会 真正的“正能量”，在正常国家都会被当成国士重点扶持。但是，新的执政当局从2013年3月以来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大举清网捕人，几乎将公开采 取政治行动的民间意见领袖一网打尽，对国家和社会的正能量造成严重的摧残。从2013年3月起，执政当局在全国同时行动，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和 “寻衅滋事罪”等罪名拘捕为配合新一届中央领导的反腐新举措而到政府办公楼或商场门前打出“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 横幅的“新公民运动”成员以及发起“新公民运动”但并没有上街举牌的许志永、王功权等人，并重判丁家喜、李思华、李蔚、刘萍、魏忠平、许志永、袁东、张宝 成、赵常青等主要领袖。刘萍和魏忠平的刑期最长，达六年半。与此同时，对网络自由民主言论的打击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当局明确地将互联网确定为“舆论斗 争的主战场”，为“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而全面出击，随意拘捕和封杀网络大V、随意以删帖封号等方式升级对博客和微博等新媒体的管制。同时升级的还有 对信仰自由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打击。浙江等地以强拆教堂、强拆十字架等新的方式打击基督教；知识界的宪政主张受到恶毒攻击和全面封杀；夏业良、张雪忠、伊力 哈木等一批敢言学者被逼离大学讲坛或被拘捕；高瑜、向南夫等媒体人被当局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和“ 编造不实信息”等罪名拘捕；律师浦志强和学者徐友渔、郝建等人在家中聚会纪念“六四”25周年也被当局荒唐地以“寻衅滋事罪”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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