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规划者必须考虑我方阵营如何采取行动，让抗争者实际做出贡献来实现其目标。所有这些都需要考虑抗争会带来独裁者施加严厉镇压的可能与限度。
    
     做“战略性的思考”是指计算如何采取切实可行之行动，以改变情势，而让实现期待的目标变得更有可能。这与只是确认它的主观期待性或宣布反对现行体制，是非 常不同的。计算如何实现长远目标，包括计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可以能够更接近完成期待的目标。长远总体大战略的规划，必须高度重视长期冲突中许多未来可以 预期的小型运动。
    
     这些计划必需包括，长期冲突要如何开始，活动要如何发展，并且次级战略和小型议题的个别运动必须最后可以对实现主要的目标有所贡献。战略性的思维也意味着，人们需要学习如何反制对手及反制那些想要让非暴力抗争失败的人或团体的行动。
    
     战略性的基本考量：对手权力的来源
    
     实际可行的战略规划需要确认对手的权力来源，并审视抵抗者是否可以、及如何减少或断绝这些来源的供应。在塞尔维亚，在破坏米洛舍维奇独裁政权的规划中，斯 尔贾•波波维奇和他的同事把焦点放在任何统治者已经被确认过的六个政治权力来源。（再读《非暴力行动的政治》第11-12页和第744-755页）
    
     已经被确认过的六个权力来源：权威性（合法性）、人力资源、技能和知识、无形的因素、物质资源及制裁（惩罚）。对统治者所有六个来源得到的支援是可能来自 人民与社会机构的支持、协助、服从与合作。这些团体与机构向统治者提供必要的权力来源，它们被罗伯特L赫尔维称为政权“支撑的支柱”。
    
     这些团体与机构并不保证供应权力的来源。他们的支持度永远都会有所改变，也可能被蓄意改变。当支撑的支柱成为不可靠时，当他们缩小甚至断绝供应六个权力的 来源时，暴虐的政权就被削弱了。如果必要的权力来源之供应被切断，施压政权就潜在地会被弄得无能为力，并且被瓦解。
    
     这些深度的见解与塞尔维亚的经验提示，制定总体大战略时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就是检验每个抵抗运动是否将减弱或强化对手的力量。这也适用于评估小型运动中可能的策略和目标。
    
     道理反过来，至少是同样的重要：请问抵抗者的权力来源在每个小型的活动中得到强化抑或削弱？ 战略规划者需要严肃地考虑这些问题。
    
     战略性的基本考量：依赖关系的平衡
    
     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不合作行为（也称为抵制）构成非暴力抗争可用方法的主要类别。这些方法只会对对手产生重大的冲击，如果拒绝提供的货物、服务和其他权力 来源是对手真正需要的，而且如果这些是对手所依赖于抵抗者的。如果依赖的关系是非常需要的东西，以不合作的方式来限制或切断权力供应的潜力是非常强有力 的。如果双方都为某种重要的东西而依赖对方，冲突有可能变为更复杂。这些现实在构思一个抵抗策略的规划时，必须认真加以考量。
    
     依赖程度的分布和依赖关系的平衡将严重影响不合作产生的冲击。因此，在进行战略规划时，需要回答下列的问题：
    
      在所需的货物、服务和权力来源上，哪一方依赖对方以及依赖到何种程度？l
    
      所有的依赖关系都是单一方向吗？还是双方都很明显地依赖对方？l
    
      依赖的一方，或是双方，是否已经或者可以创造替代品，以取代那些因为对方不合作而被缩小或被切断的货品、服务和权力来源？l
    
     战略性的基本考量：公民社会的现状是什么？
    
     第三个要加以考量的重要因素是，如前面所提到的社会中的独立团体和机构的地位、权力的驻集点。在准备编写战略草案，以及后来要在公开冲突中应用他们时，对于这些不受国家控制的机构要给予主要的考量，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权力驻集点”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用途，其中许多是完全非政治性的、有些明显是政治性的。应用这些“权力驻聚点”的潜在力量，可能只是启发（如像教育）、或可能动摇体制（如像公务员的不合作）、甚至可能会终结压迫（如对手的管理和法制的解体）。
    
     整体而言，这些团体和机构通常被称为“公民社会”。如果社会中这些权力的“驻集点”变成数目很多且具优势，在民主化的抗争中它们可以是提升人们权能的基 础。这些“驻集点”可以大大有助于正在进行不合作抵抗的人们，以便限制或切断政权的权力来源。经由保持对这些团体的团结与支持，还可以帮助人民承受极端残 酷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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