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西修 帕特里克 莱科塔在1990年的报告中指出，在南非抗争种族隔离统治的一个主要阶段，动员非洲民众采取反抗高压统治的行动是不可能的。莱科塔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 非洲人创立民间组织，例如索伟托公民协会，进行小型有限目标的抗争。这些“公民团体”提出具体议题，例如：没有水可用，或者没有足够的电力。“政治“这个 词汇必须禁止涉入. 人们都有能力可以去说“政府必须给予我们有水可用.”
    
     据此，鼓励在某一个地方的非洲人组织以便得到一口水井而可以提供清洁的水。以前，不管是大人和孩子都因为饮用污染的水而生病。在这个单一的议题上，非洲人采取行动增加了他们可以实现更大目标的信心。
    
     这个教训是，当对抗强大的压迫时，采取对大问题中之小型而具体的主张进行作战，往往是聪明的，并且赢得胜利。经过他们自己的行动，他们的权能得到提升。此 时攻击的有限焦点，就必须再作仔细考虑。那些很容易被斥为不可取的可能焦点，需要予以拒绝。所选的具体议题必须浅显有理而容易说请楚讲明白 。
     人民的力量需要集中到打击对手的最薄弱的环节，才是更有可能赢得胜利的方法（有关凝聚攻击焦点的讨论，阅读《非暴力行动的政治》第471–473页）在长 期冲突的开始阶段，一般大众有可能还是在将他们的潜力转化为有效的力量之中获取自信与经验。在这种阶段，小型而受欢迎的成功经验有可以解决具体问题的潜 力，又可以提升人们的权能。这将大大地增加实现解放的成功机会。
    
     在这些小型的抗争中，独裁政权或其他体制的压迫逐渐变得越来越脆弱。这个阶段小型运动的成功，明显都能够大大地协助发展一个不可抗拒的民主运动。
    
     有些情况，无助的感觉不是那么极端，让提出的要求具体化，可能还是有用的。对照于此的，在1930年，甘地规划一个真正是为印度独立的运动时，他拟定了 11个具体的要求。这些措施包括取消盐税。印度国会的领导人对此持怀疑态度。甘地坚持这些要求，如果实现，将可以提供实质的独立性 。实际上，这个有具体目标的抗争将有助于动员印度人民，而同时削弱英国的殖民统治。
    
     几乎永远在解放的抗争中，长期的冲突需要分阶段进行，随着人们有能力采取行动，及根据形势的需要，每一阶段都建立在前一个阶段的努力上。每一个阶段都可以 透过聚焦在赢得单一目标或极少数目标的运动来完成。为了每一个运动，战略规划者需要选择一个或者极少数的攻击点。这些攻击点都必须是更大问题中象征“邪 恶”的具体面向，邪恶是一个最不容易合理化的面向，反对这样的面向就可以动员出最大的力量。
    
     在大多数努力驱逐独裁政权或其他压迫的努力下，许多设定较小目标的小型运动是有必要的。这些运动的成功，不仅可以纠正议题的错误主张。这些运动也将有助于 提高抵抗者的力量幅度，同时会减少对手的有效权力。在极少的情况下，一项小议题的运动有可能意外地与一些强烈的不合作和反权威之运动产生连结，由此产生的 能量将席卷了压迫体制的整体架构。不过，未来的战略规划者不应指望这种事情会发生。
    
     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已经对他们力量的潜力有信心。他们可能已经拥有自信和能力，跳过小型的不满运动阶段，而准备采取行动以终结整个压迫的体制。争 取独立的波罗的海三个国家累积到1991年而最终成功，就是这样的例子。不过，这种可能性是例外。几乎总是需要有小型议题的小型运动。
    
     解放的逐步提升
    
     在反对独裁统治或其他压迫的长期抗争的初始阶段，最初的小规模行动应该设计小目标。这些行动应该是只有低度的风险，并且在短时间可以进行。这种行动可以吸 引人们注意而展开抗争，有时不必让参与者陷入极端的危险。这些小型运动不仅可以在议题上有所斩获，而且还有助于权力关系上有小型的移动变化。
     之后，随着冲突的进展，无论是运动的行动规模和具体目标，也有可能会扩大。统治体制的反制措施，特别是镇压可能变得更加严峻。如果抵抗者让施压的政权逐渐付出严重的代价，镇压尤其会如此。
    
     如前所述，发展完成的战略必需是直接或间接地破坏施压政权的支撑支柱。这个破坏可以缩小或切断必要权力来源的供应。这种事发生在塞尔维亚对米罗索维奇的抗 争：首先，它的合法性被去除，然后人们从被动变成不合作与藐视权威，而最后该政权镇压的军队变得不可靠。当独裁的权力来源被中断时，政权就面临崩溃了。
    
     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很大程度取决于准备的战略是否明智，及它到底是否被熟练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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