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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平欲继承毛泽东的衣钵，说明了他的狂妄和愚蠢，毛自己尚且无法找到一条正确的国家发展之路，又能给你这个徒子徒孙带来什么帮助呢？邓小平虽然在国家发展 方向上比毛务实，但仅靠“黑猫、白猫”的“中国特色”，并不能把中国带向未来。邓时代的治国之道已经走到了尽头。一个大国靠“摸着石头过河”是没有出路 的。毛泽东曾经想开创一个新时代，得到的却是一个贫穷、饥荒、恐怖的时代，邓小平也决心开创一个新时代，却变成一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腐朽时代。习近平 要打通“前后两个三十年”，那只能是将两个时代的罪恶叠加在一起，从而打造一个更加邪恶的、恐怖的“红色帝国”时代。
正 当海内外媒体聚焦香港“七一占中大游行”，和习近平拿下军中“大老虎”徐才厚之际，七月一日，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了题为：“正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 方向、总目标和方法论”的署名文章。文章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 一条。文章指出：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对此，习近平同志鲜明地指出： 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
通览全文，其核心要点可以归结为这么几句话：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全面改革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的。
2、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习近平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也是有规则的，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
3、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这是习近平太子党集团主政以来，中共喉舌对中国将走什么道路的一次全面表述。文章反映了习近平未来的执政路线。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习近平为中国设计的这条“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习氏路线”到底走不走得通。
一、习近平无法回避的历史挑战！
中国向何处去？一百多年来，无数社会精英意欲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何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当年的惊叹回荡至今，成为每一代中国领导人都必须面对的历史抉择！这也是习近平政权无法回避的历史挑战！
习 近平政权，不管多么想保住“红色江山”，不管打出什么新的改革旗号，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如果说，一百多年前，清政府改革的压力，主要是来自 外部，而现在的压力，则主要是来自内部。不仅民怨沸腾的社会不满穷于应付，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倾轧和利益争夺，同样是难解之局。
观察 家们认为：习近平如能高举反贪大旗，成功击败政治对手，大权独揽的话，便能改善这一切。不过，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毛泽东曾经不可一世，“一句顶一万 句”，但最终仍落得个孤家寡人下场。而习近平一无毛泽东的权威，二无实行政治变革的魄力，直到今天，仍在邓大人“摸着石头过河”的屁股后面乱转，又怎能应 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呢？
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古老的中国遭遇了西方以“船坚炮利”和新制度文明为后盾的强烈挑战。中国人 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走向共和”，在西方的冲击下，步履艰难地想走出一条新路。但自20世纪上半页始，内外交困的中国，却阴错阳 差地引进了苏俄的社会主义。为此，整个民族付出了巨大代价，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才被迫放弃了“以俄为师”，重新打开国门，转向西方开始寻求出路。
中 国人由此意识到：过去，我们是在“现代化”上输给了西方，也正因为“现代化”上的失利，使我们在世界的竞赛中遥遥落后。不仅如此，因为“现代化”的缺失， 让我们在思维、观念、意识等精神层面与西方文明进程分道扬镳。于是，我们和西方在各自的命运中行走，直到在历史变革的大潮中相遇。今天，当我们蹒跚地走上 “现代化”之路时，却发现我们仍然跳不过人类文明进程的那些坎。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自称“摸着石头过河”，但地球人都明白，中国 人其实和西方人没什么两样，都是想过“好日子”的。89年坦克车开进北京，对学子们大开杀戒，让世界惊出了一身冷汗。但随后东欧、苏联相继变色，冷战宣告 结束，证明了世界潮流的趋势。中共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只能向世界再次敞开大门。西方资本家为之欢欣鼓舞，争先恐后的为“改革开放”输血，以为这样就可以 迎来“历史的终结”？但中国的事情没那么简单。门虽然打开了，天朝其实还是在玩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的老把戏，“变器不变道”而已，一切都可以变，但 “红色江山”不能改。这些年来在中国，政坛权争激烈，毛的阴影重现，GDP疯狂增长，军事力量抬头，伴随着红旗飞舞，红歌阵阵，中国又开始大声对世界说 “不”了！于是，西方又迷惑了：这个琢磨不透的中国，到底想要去何方？
其实中国要往何处去？中国人自己最关心，也最清楚，无非是像西方人 一样，过上好日子。特别是经历了一百多年血与火的大起大落之后，中国人就更明白了，门既然打开了，再忍受像“猪”一样的活法，岂不是自甘堕落，自绝于世界 民主潮流之外？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文明的标杆就竖在那儿，这就是中国人要走的路，可天朝的统治者换了几茬，却仍然拒绝顺应历史潮流，还在那高唱“红色江山 永不变色”的陈词滥调。
中国人开始变得不能忍受了，举国上下，人心浮动，一场大的社会震荡即将来临，但统治者却仍然在火山口上取暖，企图 用“中国特色”来抵挡变革的浪潮。历史留给我们的参照是：一百年前，满清政权在变革潮流冲击下，不得不实行了“改革开放”，甚至开始了“君主立宪”——为 挽救大清作了不少“顶层设计”，也推出了以“红二代”为主的“皇族内阁”，企图励志创新，但照样未能保住大清江山的“万年永续”，在世界潮流和共和革命的 浪潮冲击下，迅速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十八大习近平政权主政之后，如何治理这个病入膏肓的腐败政体？如何解决棘手的民生经济和环境难题？如 何在内政外交的双重困境中，为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这不光涉及到13亿人的根本福祉，还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前途和幸福。所以一直是国内外媒体追踪的 焦点话题。而党刊《求是》“两个不走，四个坚持”的老调重弹，说明了中共统治集团对历史潮流的无知，和维护一党专制“家天下”的反动立场。
人 们再一次看到，现代版的“两个凡是”出笼，也再次为中国的前途而感到担忧。历史是否会再次重演难以确证，但不可否认历史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似乎又 回到了一百年前“天朝”的处境，中国往何处去？再次成了不少中国人的念想。虽然习政权拒绝变革，不过，历史也告诉我们，当变革大潮来临时，往什么方向走， 很多时候并不以最高当权者的意志为转移。
二、“击鼓传花”已到末路
习近平的“两个一 百年”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百年之后，包括习在内的许多人都必将作古。关于中国的未来，无法用一个遥远的画饼来应付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和不满。人们看到的 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的弊多利少，已将中国的社会矛盾逼到了临界点，这是铁的事实，谁也无法否认，谁也无法逃避。
从 胡温时代开始，只想“击鼓传花”维持现状。而现状却是一团糟，而且是愈来愈糟。上下左右全不满意，不光老百姓不满，连党国官员、权贵集团也不满。虽然经济 一直在增长，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得到了改善。有钱人多了，买房子的人多了，旅游的人多了，出国的人也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人们吃的食物开始变得有毒，空气 和水以及环境的污染愈发严重，房地产开发的强占、强拆引起民众越来越多的反抗。高昂的房价，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房奴，吸干了老百姓最后一滴血。社保空缺巨 大，医保还遥遥无期，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完全迷失了方向，教育和学术彻底败坏，沦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
由于通货膨胀和房价 飞涨，中产阶级的财富大幅度缩水，但他们的税收负担却连续多年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30%的增速提高，政府的三公开支，维稳经费直线上升。在国进民退 浪潮中，民营资本从资源和基础性产业中被彻底驱逐，总之，现在的中国，官权拥有一切，而民间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结构的失衡，从古自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严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于极致。人们的不满和愤怒在增加，无论何地，只要有一丁点的火星，就会马上形成规模化的群体性事件，防不胜防。中国高能 耗，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为了拉高GDP，政府盲目投入大笔资金，使得通货膨胀高企，极大地抬升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未来的危机，将会是经济危 机和社会危机的重叠到来。
胡温十年，改革大幅度倒退。意识形态从三个代表，退为空洞无物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者完全丧失了话题设置能力，长 时间失语，沦落为权贵资本集团的大管家。由于盲目维稳，压制民间力量的成长，政治改革已成泡影。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过程，成为利益集团镇压人民的工具。整 个中国冤狱遍地，偌大的国家，到处都是诉冤的人，社会戾气越来越重，爆炸，凶杀，虐杀，砍杀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各个地方的政府官员和公安武警，时刻准 备着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身心俱疲。维稳经费企高不下，早已超过了军费开支，事实上已经接近无法承受的临界点。
在这样的情况 下，不管左派还是右派，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都感觉到了某种不祥。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不变的话，可能要出大事。而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作为，不是顺应时代潮 流，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引导中国走出一条新路，而是急迫地抓权、揽权，除了高调反腐，整肃政敌之外，更全面收紧了对社会的控制，宪政之路的讨论被强行压 制，民间力量遭到疯狂打压。目前，整个社会无论左中右，民间官方，对此普遍感到失望甚至绝望，社会精英纷纷出逃，以至于人们惊呼：习近平比薄熙来还要狠！ 其实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从薄熙来的人生沉浮可以看到，薄熙来在文革中遭的罪比习近平大的多，但是，一旦薄熙来掌握了权力，他的反弹-回归文革暴力政治文 化-唱红打黑，野心和欲望比谁都大。
习近平作为中共黑箱权力斗争的赢家，自然比输家薄熙来更狠、更黑，否则也不可能登上大位。如今，社会 的反弹，精英的出逃，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恐惧。对此，当局不会不清楚。但是，目前执掌最高权力的习近平，为了打造一个新的“中央集权”已经 不顾一切了。中共政权已进入一个内部权力斗争和清洗的“高危时期”。而中共的统治，自毛太祖驾崩之后，统治权威就一直在递减，江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权威早 已不复存在。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已是常态，中共的统治体系无论条还是块，都出现了各行其是的现象，权力碎片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进一步刺激了中共党内的 竞争和内斗。为了博出位，不按规矩出牌的现象会越来越多。党内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跃。各派之争，既是争权位，也是在找出路。
三、没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
对 习近平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种既能维持中共统治，又能稳住局面，同时又可以促使经济发展的路径，当然是他求之不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模式”其实很对 习的胃口。这个模式下的警察统治，媒体管控，以反腐名义的内部高压，以“黑打”为手段的政敌整肃，红色意识形态加上对外的民族主义，整齐划一的城市管理加 上改善民生口号，经济上市场加国家资本主义，的确是一种威权统治的理想模式。只要经济上可以维持下去，老百姓接受这种统治模式，就可以实现红色江山永固。 不用说，这样的一幅图景，对习近平具有莫大的诱惑力。
李伟东先生曾经指出，这是习近平要走的一条红色帝国之路。但这条路走到极致，就是纳 粹主义，或者说国家社会主义。当年的纳粹德国可以获得短时间的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一批狂热的信徒，大多数德国人接受那样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才可能形成气 候。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意识形态魅力和操纵民众的能力，庞大的组织机构虽然还在，但早已丧失了信仰。嘴上说不走西方的“邪路”，但各级官员的老婆、 孩子以及巨额财富却早已转移到了国外。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共已经亲手缔造了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一个拜金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已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空 间，哪怕是画出“两个一百年”的蓝图，和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人们不禁要问，中共自己信不信这个“大忽悠”？如果坚信这么伟大的目标，为 什么权贵们的家属和资产都要转移到国外？也就是说，这样的模式，不消外部的压力，中共自己就玩不下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共的核心家 族，大多成为利益集团的巨子，早已见识了国际化的市场，饱尝了全球化的巨大好处，聚敛了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巨额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最大获益 者，就是中共权贵集团和他们的家族。因此，对于他们而言，中国不可能不开放，尤其是不能不对西方开放。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集团能像 中共这样，对西方世界有如此强烈的依赖。表面上对西方的敌视，无非是安抚国内愤青的一种表演，一种对国际社会人权抨击不得已的反应。中共当然不愿意实行西 方的民主制度，但却死也不愿放弃在西方得到的好处。所以《求是》杂志才会继续高唱“改革开放”的赞歌。
而世界民主化已经进入第四波，连一 向保守的阿拉伯世界，都掀起了民主化浪潮。西方世界不可能容忍中国走向国家纳粹主义。反过来，今日的中国，已经离不开这个世界而独存。回到昔日孤立封闭的 环境，权贵家族首先就无法忍受，当然，民众也不会愿意，城市的中产阶级更不愿意接受。从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现实的角度来看，如果“重庆模式”成为习近平 政权选择的话，没有与世界为敌的决心，是根本走不下去的。当年的薄熙来走不通，今天的习近平就更走不通了。
毫无疑问，已打开的国门是关不 上的，这些已经饱尝资本乐趣和见识了现代化魅力的党国权贵，死活是不愿再去过“一穷二白”的苦日子的，所以人们大可不必担心党国真的会回到毛时代。重庆模 式此路不通，但变化却是一定会有的。因为继续维持下去，多半要出事，出大事。历朝历代，除了外地入侵外，政权的崩溃，都是由于内部坍塌造成的，此起彼伏的 骚乱，人心的普遍不稳，动摇了官僚集团的信心。虽然目前中国的社会反对力量未成气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共统治不会崩溃，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的崩溃，是一 种玉石俱焚的乱局。体制内外都不想见到，但时局的发展，却并不一定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
人们只要冷静地、客观地看一下中国的现实，就知 道在不改变中国制度结构的情形下，任凭是谁，任凭三头六臂，搞什么“换汤不换药”的改革，都无法化解中国目前的各种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共政权妄图阻挡 历史的前进，守住权贵集团攫取的巨大利益，但中国未来的社会变革大趋势，不会一直脱离世界潮流而停滞不前,这是谁也挡不住的。
四、中国社会已是一个风险极高的社会
中 国正在急剧地变化中。习近平上台伊始就开始高度集权，加速收紧社会言论空间，对意志形态的控制进一步强化。就控制力度而言，超过了邓及后邓时代。就权力集 中而言，超过毛之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历届中共领导人。就目前的政治生态和社会不满来说，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更准确地说是处于转折的前期阶段， 即人们所说的——大变革的前夜。
而党国体制，不是一个培养英雄的体制，它以逆淘汰机制摧残俊杰、培养平庸，制造出一批又一批忠诚于党国体 制的“标准产品”。在习近平身上本来应该具有促使“党性”发生变异的“杂质”，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经历了中共体制的残酷迫害，父亲遭到长期监禁，习本人也被 当成“狗崽子”发配大西北进行劳动改造。如果一个人基于良知和直觉，会对这个罪恶的体制恨之入骨，从而选择一条追求人性自由的道路。
但党 国的专制文化是畸形的，许多当年遭受迫害的“红色贵族”子弟，改革开放之后，在他们父辈的荫庇下，又获得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一批“红二代”，依赖着这个党 国体制，享受了空前的荣华富贵，完全失去了对这个体制的反省和批判精神。习近平与这些“红色贵族”后代不相伯仲，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彻底看透了中 国政治的“历史密码”——专制集权的“金字塔”结构。于是，隐忍多年的红色基因开始发酵，一旦登上大位，就再次堕入可悲的专制循环之中。
在 笔者的观察中，习近平的大权独揽只是专制政权的回光返照。这种变化并不是历史的进步，更不是老百姓的福音。它是“红色贵族”一次对“家天下”独裁的回归。 “打通前后两个30年”，并不表明中共会向人民让步，回到“为人民服务”的年代，这只不过是新政权在毛、邓路线之间的投机和摇摆。所谓“三个自信”的内涵 早已破产，否则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干什么？中共政治口号的变化仅仅是应对社会压力的举措，是当局对严重社会问题作出的被迫反应。
如今中 国社会已是一个风险极高的社会，这也是近几年人们广为关注的话题。对此，官方和民间有着相似的判断，但在认识上却表现出很大差别。习近平政权着眼于执政地 位的稳固，它看到的是政治风险，其最大风险一是官员的腐败，二是西方的渗透。腐败对政权的侵蚀是它动摇了民众对当局的信心和信任，而西方的渗透，被认为在 政治、思想、组织、文化上已形成全面和深入的态势，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共政权的统治基础。
在经历了30多年的对外开放后，从逻辑上去理解 “西方势力的渗透”颇为荒唐，它所指的其实是西方民主价值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西方势力”或“境外敌对势力”是民主价值观的具象所指，因为，对一个抽象 概念是无法进行打击的——打击“西方势力”只是借口，目的是打击其在“国内的代理人”，而这些“代理人”，如今正活跃在互联网上，大学讲台，民间沙龙，维 权现场，活跃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对于老百姓来说，最担心的是官权腐败对民众的伤害，以及经济恶化和生态环境恶化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人们从腐败中看到的是权力掠夺社会的本质，而环境风险更与他们的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为保护环境而引发的群体事件，成为近年来最常见的社会反抗。经济和金 融风险成为热议的公共话题。房地产的巨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银行坏账的压力前所未有、产能大量过剩、社保基金的巨额亏空，每一个方面都积重难返，都 具有易爆性，不但关系到社会经济安全，也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连，充满种种风险的经济一旦在某个地方出现失控，就必将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引起整 个社会的强烈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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