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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祖先们留下的一卷卷实录和圣训，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智慧宝藏，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他随父皇东巡福陵时，所写数篇诗词都以守成为主题。
嘉 庆即位之时，已经三十六岁。人类的悲哀就在于，他不是一种能永远自我更新的动物。一个人的基本构成，永远是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和经验。只有蓬勃的青春期是一 个吸收、消化和成长的黄金时期。过了这个时期，即使学习的欲望再强烈，外界刺激再鲜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经大打折扣。
五
做为一个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接班人，嘉庆皇帝虽然足够聪明、足够敏捷，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对伟大帝王来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
事 实上，在父亲尸骨未寒之际诛了和珅，对他来讲，完全是为了镇压白莲教这个火烧眉毛的任务重压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实行一些有悖于父亲方针的“新政”，也是危 机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撑他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长的储位生涯中积累起来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当白莲教危机一旦过去，他身上优柔寡 断、忧谗畏讥的老毛病立刻复发了。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清楚这具表面看起来还有几分体面的躯体已经病入膏肓。然而，正是这种可怕的病相吓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让这个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这是他绝对不敢承担的历史责任。
嘉 庆帝熟读经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项风险极大、成功率很小的选择。北宋王朝的变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好问题，反而使既存 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改革家，从商鞅、王安石到张居正，最终的下场无一不是身败名裂。拆掉祖先建起来的百年老屋，全 盘重新建造，这绝对不是他的行事风格。不但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担的，甚至连小规模的“新政”都已经让他惶恐不安。
在“新 政”后期，他已经开始禁止人们使用“新政”这个词。他生怕人们认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亲的案。“不孝”这个罪名是这个品质“端淳”的人万万承担不起 的。皇帝宣布说，父皇乾隆晚年虽然做了些糊涂事，但总结他的一生，错误和成绩至少应该可以二八开。父皇晚年的错误，正是因为他背离了自己早年的正确方针。 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质上是回归父皇的正确方针，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调。
当“新政”推行到末尾时，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证明对扭转大清王朝的现状并无多大作用时，他开始不断地自我怀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让他惶恐不已。
洪 亮吉在乾隆时期，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他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开头，洪亮吉就语出惊人：大清王朝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 乾隆时期。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天下大乱，指日可待。
洪亮吉说，皇帝的“新政”，手段又过于“仁柔”，惩贪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查处的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倒楣蛋。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们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守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因此，洪亮吉提出乱世需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必须痛下杀手，加大惩贪力度。现有行政官员，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进入官场。只有这样，大清才能有希望。
这封奏折让皇帝十分震动。内心深处，皇帝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皇帝坚决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词用句和表达方式。
在 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宣称大清朝廷的官员十有 其九都是贪官，是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旧法都要推翻。这是“公开诋毁乾隆以来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彻底地否定了 自己，也彻底地否定了父皇乾隆，甚至还变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庆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同时也极其危险的思想化身。如果说大清天下已经一团漆黑，那岂 不是说明大清如大明一样应该被人推翻了？
做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时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为念的守护人，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从洪亮吉奏折中的几处小小措词错误入手，抓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疆。
洪 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这一案件的发生让他十分警省。他认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为是”，才导致了这个危 险苗头的出现。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条“邪路”。
守成种种
一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种具体措施就应运而出。它们就像一套套早已经准备好的工具，整整齐齐地摆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边，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一一根据祖先们的遗训，提出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运动式惩贪失败后，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说》中明确宣布了他选择人才的标准：“夫才德全备之人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确歉也。”
皇 帝同意洪亮吉的说法，即现在官场作风非常之坏。但是，皇帝认为，通过思想教育可以扭转风气。抓好教育，官员们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归善。因此，选 好朝廷的中枢大臣，树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样，上行下效，来带动整个朝廷政治风气的转变，是他整顿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庆一朝的中枢大 臣们，突出的特点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劲，老成端谨”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 城”。刘墉也因向称“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则“性清 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
然而，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
对 于嘉庆一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宁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无德”或者“躁进好动”之人，是嘉庆的用人原则。虽然号称 法祖，实际上这一用人标准与他的先祖们并不相同。且不说清朝兴起时大量任用“操守有亏”的汉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时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 节，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辉煌。
二
教育式的反腐，其实是缘木求鱼。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
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财政制度。
如前所述，从雍正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官员俸禄起码也应该同步上涨。然而自雍正养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庆年间，乾隆和嘉庆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官员们加过一次薪。
乾 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 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 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
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不加赋”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明代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这一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凛然恪守“不加赋”的祖训。
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嘉庆十七年的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４，００４．４万两，同乾隆十八年相比，前后六十年间只增加６．３％。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
治 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他在嘉庆十年说到：“朕惟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 之所长，只有此数。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简朴。”所以，他的节俭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国大 法。
可惜，这种做法，后来证明对解决财政困难作用不大。
三
解决人口问题，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可是嘉庆皇帝却毫不犹豫地掐断出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业之苗。
其实，康雍乾时代几任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型政策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 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除了南洋贸易之禁。闽广等沿海省份华商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 尼西亚雅加达，当时为荷兰统治)的贸易重新兴旺起来，从而解决了与外贸有关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同时，对南洋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 发展，也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广东解除矿禁 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18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 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这一抹曙光也许会演变成朝晖。
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他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
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二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皇帝说，朕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
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官员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已，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
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这个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对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的开倒车。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缘木求鱼
一
如果综合评价起来，嘉庆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中国历代皇帝当中私德最好的。
他 是个禁欲主义者，不给个人享受留一点空间。甚至到木兰围场围猎，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打猎。他严格按照先祖们的时间、路线，一 点也不走样，打上两件东西，就立刻赶回去看奏折，绝不因景致优美而多耽搁一刻。“欲望”在他看来是最危险的东西。他的一生，从没有被声色、珍玩、不良嗜好 所迷。
他也是清代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确实很善良，也很善于用小细节表现自己的爱心的温情，为自己营造一个“亲民”、“仁慈”的皇帝形象。
每次出巡路上，只要遇到百姓拦轿喊冤告状，他一定停下来，细细询问，批示有关部门迅速办理。他说，老百姓敢于拦御轿，那么一定是有比较大的冤屈，我再劳累也要及时处理。东巡盛京时，他甚至还亲自审问民案，为百姓做主。
他 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学政杨怿回京觐见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挥扇不止。一见杨怿进来，皇帝立即将扇子放在—边，非常详细地向他问起地方上的种种 情况，虽然汗出如雨，浸透纱袍，皇帝却没再拿起扇子。因为按体制，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可以挥扇，所以皇帝宁愿与大臣同甘共苦。杨氏晚年回忆录中写到此事时， 仍然感动得痛哭流涕。
嘉庆皇帝的心非常之细。亲政不久，他就下诏说，乾隆皇帝曾赐一些功高的大臣们紫禁城骑马的特殊待遇。然而， 满汉大臣有所不同。满洲蒙古大臣平常习惯骑马，汉大臣却很少会骑马的。所以，他特意下旨，规定享受紫禁城骑马待遇的汉大臣，特别是那此年迈力衰或体弱多病 之人，可以乘车到紫禁城。
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现中，仍然含有温情的成份。虽然他对洪亮吉的奏折十分恼怒，但是在洪亮吉被关进刑部大牢后，他不忘专门派太监到刑部，传达一句“读书人不可动刑”，让刑部善待这个政治犯。这句话让洪亮吉感动了一辈子。
在他去世后，朝中大臣们无不对他充满怀念。
二
在二十多年的统治中，皇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作风。
即 使不说嘉庆皇帝是清代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说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传，生活起居，如同钟表一样精确。在位二十二年，没有一天不早起。读完《实录》 后，天往往还没亮，他就秉烛批阅奏章。他事事躬已总揽。早膳后召见大臣，往往多达十余人，披览奏折几十件，常常是忙得忘记吃午饭。遇到外出巡视时，更要早 起数刻，提前把一天公事办完。在这点上，他颇有祖父雍正皇帝“事业狂”之作风。
从皇子期间养成的每天大量脑力劳动的习惯，使工作 已经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办公，不理政，就浑身不舒服。嘉庆中期的一天，他早起参加一个祭祀典礼。典礼完成后，才上午十点钟，他决定回到乾清宫接见大 臣。不料一问御前侍卫，侍卫说今天没有官员请求接见。皇帝有些怀疑，为何今日如此空闲？一问军机，这才知道，本来是有几名大臣要奏事的，可是睿亲王考虑到 皇帝参加典礼，已经很累，况且天气十分炎热，为了让皇帝节劳，私自把他们安排到第二天引见。
得知此情，嘉庆皇帝勃然大怒。他申斥睿亲王说：“朕年方四十，虽日理万机，从不以此为劳。引见这么几人，本来也不足为劳。”睿亲王如此大胆，擅自改动官员引见日期，意欲何为？一番训斥之后，将他交宗人府严加议处，睿亲王好心没好报，被降职罚俸。
和其他皇帝不一样的是，别人是“靡不有始，鲜克有终”，而嘉庆帝从来没有出现“倦勤”的情况。他的耐性、毅力，古今无二，天下无双。一直到临死，他还是保持这样的敬业精神，没有出现过任何懈怠。
嘉 庆十年十二月，他依照惯例到中南海的瀛台观看冰技。碰巧那日没有奏折递进来。皇帝回宫后，无公事办，十分生气，下旨给大臣们说：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 理，即使外出，也必早起数刻，办完事才出去。你们这帮大臣，怎么能上行而下不效吸？我去看冰技，也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大冷天的有什么好看。你们倒趁机在 家睡懒觉，畏避早寒，年长有尚可宽恕，年少者就大可恨。于是传旨．将满汉文武大小衙门的官员，—概严行申饬。
节俭也是皇帝坚持一 生的品质，他牢记父亲晚年的教训，对奢侈浪费一直深恶痛绝。嘉庆十六年，嘉庆5l岁寿辰时，御史景德奏请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万寿时，于京城演剧十 日，并请以后每年都以此为例。嘉庆览奏，勃然大怒，说朕亲政以来，惟以民生休戚为念，从无崇奈浮侈之事。况且朕就是真想大办庆典，你做为言官也该劝阻才 是，而景德反以这种事上奏，实在太可气了。于是将景德以“溺职”罪革职，发往盛京(今沈阳)去充当苦差。这个马屁重重地拍在了马脚上。
嘉庆皇帝二十余年中，始终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没有极尽奢华筹办寿筵，他展示给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俭去奢的谕旨。嘉庆的节俭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名声已经达于外国。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徐龙辅记载，嘉庆朝“大抵以勤俭见称。观于宫殿之多朴陋，可谓俭矣。”
三
嘉 庆十八年九月十六日黄昏，皇帝正在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抵达北京城外的白涧时，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于昨天上午攻进了紫 禁城。他们与一些信教的太监里应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寝宫储秀宫附近。幸好皇子绵宁带领守卫部队全力抵抗，最终全歼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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