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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室主任 靳薇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近年，中国的边疆动荡，引起广泛关注。学界及社会大众热烈讨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施予各种举措，但目前来看，极端事件并未停止。最典型的如新 疆，暴恐事件渐趋多发，2013年，造成人员伤亡的暴恐事件即有200余起。2014年刚过半余，震动全国的重大涉疆暴恐事件就出现数起：3月1日昆 明，4月30日乌鲁木齐、5月22日乌鲁木齐，7月28日新疆莎车县。
中国边疆动荡的深层原因何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尽快实现安边固疆？本文试图以新疆为蓝本，分析动荡的原因并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两种民族主义从勃兴走向极端化
二十世纪出现过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对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均有重大而深远地影响。发端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至今仍在持续发酵。
作 为地球村一部分的中国，虽没有如西方的一些政治家预期地步苏联东欧后尘，因民族宗教问题分裂崩溃，但也无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浪潮的席卷和波及，国家民族主义 和本位民族主义发展迅猛，并出现了极端化趋势。这两种民族主义一个强调国家整体，一个强调民族个体，其内在张力已经给中国在本世纪的和平发展带来压力和挑 战。
国家民族主义在中国一直存在，但因种种原因目前这种极端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突显。政治上，（决策者）强调集权，迷信国家暴力，行动中付 诸刚性强力维稳；经济上，崇拜GDP，掌控资源开发利用权限，用政府经济手段包办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上，推崇极端唯物主义，与宗教为敌，轻视异族 的文化。与此相对应，本位民族主义的诉求也在走向极端。在政治上抗拒同一，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和席位；经济上要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强烈要求兑现优惠照顾的允 诺；文化上力图全面复兴本族传统文化，发展语言文字，保护传统宗教。
国家民族主义与本位民族主义的极端化，以及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各执一端的诉求，所造成的冲突已经日益明显公开。两种民族主义的内在冲突，正在更深层次上威胁着中国的边疆稳定、进而影响全国的社会安全。
新疆的焦虑
而新疆，则是国家民族主义与本位民族主义极端化后形成的内在张力与博弈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的地区。在这一地域，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坚持与治理方式的因循守旧搭配，在与膨胀的本位民族主义相遇时，相互之间缺乏游刅的空间，完全是硬硬相撞。
任何社会都有矛盾和冲突存在，所谓"和谐"的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预防和化解矛盾、消除事端、最终实现发展和共赢。新疆的社会焦虑的日益严重，则正是由于缺乏矛盾的化解，日积月累，陈陈相因，才形成了恶性循环。
两种民族主义都面对信任危机
在新疆，两种民族主义都面临着信任危机与焦虑。民族之间、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和不被信任，造成了政治上的集体焦虑。
这 首先表现在基层干部工作压力巨大，但执政能力欠缺。目前中国不稳定的社会政治原因主要是贫富差距、执政能力差和贪污腐败。新疆也概莫能外。但在新疆还有特 殊因素影响稳定：其一，对少数民族干部缺乏足够的信任，难以放手使用，而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是基层干部执政能力欠缺； 其二，以暴制暴，让暴力不断持续。
二 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了充实基层一线的行政领导力量，新疆开始聘任复转军人担任乡镇一级的党委书记。这些汉族干部在政治上"可靠"，工作生活很辛苦。但 也要看到，由于没得到必须的培养训练，这些干部的管理能力欠缺，既不懂民族宗教政策，也不会说少数民族语言。在南疆几个地州，维吾尔族的人口比例超过 90%，而且乡镇几乎全是少数民族民众，但这些带翻译的地州书记如果使用简单粗暴的而又符合他们思维习惯的"准军事化"方式做地方管理，就会造成民怨积 累、问题扩大。
譬如，新疆不少穆斯林有在家做礼拜的传统。离清真寺较远或没有清真寺的牧区，一般都在家中面朝西做礼拜，天气不好时也喜欢在 家中做礼拜。部分汉族干部不了解传统习俗，干涉在家中做礼拜的穆斯林，强迫他们到清真寺。而清真寺众人聚集，又成为有些干部眼中难以管理的不稳定因素。
其 次就是对暴恐事件以暴制暴。目前新疆的地方政府几乎将所有暴恐事件无一例外地定性为"境外分裂主义势力的渗透破坏"，而对事件的细节缺乏足够的了解。加上 他们在处理方式上迷信国家暴力、认为强力维稳就可以解决问题，不注重对治理政策和策略结构性调整，结果形成了以暴制暴的循环，暴力变成了持续的后果。
从 目前公开报道的暴恐事件细节看，有明确政治诉求、有预谋有计划的主动挑起、高度组织化的个案只占一定比例，这类暴恐事件的确是由恐怖分裂势力蓄谋而引发 的。而无诉求的偶发事件却不同，可能是个体因经济、家庭或社会因素产生的暴力对抗和宣泄，其背景应该与内地因拆迁、征地、讨薪等日益频繁出现的对抗和暴力 事件相似，不过使用的手段更为惨烈，更多伤及无辜。这两种形式的暴力事件，实则不应简单地采用同样的处理方式。
发展震荡导致社会普遍焦虑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实则是经济发展。新疆因经济发展滞后、贫困问题突出，导致了社会焦虑普遍化。2010年后的加速发展也带来发展震荡。民生问题成为极端本位民族主义进行社会动员的主要说辞，也成为社会暴力最有力的煽动工具。
首先是贫困带来的焦虑。从统计上看，大多暴恐事件起源于或发生在新疆南部地区，这里是新疆贫困人口聚居之地，民众被剥夺感相对强烈。
改 革开放以来，新疆发展严重滞后，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名持续下降，2012年人均GDP在全国倒数第三，仅高于贵州和西藏。新疆的贫困人口集中居住在南部地 区。全区标准以下的贫困人口227万人，84%居住在南疆三地州（喀什、和田和克州）。这一区域，居民中的维吾尔族超过90%。
贫困人口与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高度重合，造成了高度的群体同质化，为极端本位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提供了便利。"海湾国家生产石油民众非常富裕，新疆也产石油但我们非常 贫困，财富都让汉人的政府抢走了"，这种说法在新疆已经流行了二三十年。随着新疆与内地发展差距的拉大，新疆内部不同地区（汉族人集中居住的乌市、伊犁等 地与南疆）之间发展差距的形成，少数民族民众的被剥夺感日愈强烈，很容易激怒，也很容易被极端民族主义所动员。
其次是就业焦虑。中国的少数 民族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由于语言、技能、教育水平、生活习惯、思想信念等各个方面的差异，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都不具优势，在全国是如此，新疆也是一样。 2010年开始，中国内地19省市开始对口支援新疆。用于安居、教育、卫生等项目的"民生援疆" 给普通民众带来生活改善，但产业援疆在南疆的"跑马圈地"式发展，却催生了新的压力。
当地的农民和普通市民很难参与到发展浪潮中，就业增收问题也难以解决，却要承受物价上涨、房价上涨的压力。南疆的特产如红枣，过去一斤20元左右，已涨到50-100元；维吾尔族人每天要吃的羊肉，也从30元一斤涨到70元。
在 喀什，援疆省市提出的口号是"深喀速度"、"上海力量"和"山东效率"，标语是"在喀什重建一个深圳"，矗立新建的是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建筑，无法分享发展 成果的普通维吾尔人，进一步被边缘化。援疆项目带来的内地工人、技术人员、民工的涌入，与当地维吾尔族形成就业竞争，也加剧了他们的焦虑。
再 之是援疆带来的发展压力。新疆的经济承载力比较薄弱，2009年新疆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1000余亿。2010年由于援疆工程启动，一年间产业援疆投入的 资金即1000多亿，之后的两年均递增1000亿元左右。援疆项目和资金，超过总额的50%投入新疆最贫困的南疆三地州，给当地的社会运行和适应带来巨大 压力。
深层文化焦虑导致社会恐慌
文化焦虑与恐慌是新疆社会紧张的重要原因。极端本位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在新疆有生长的土壤，正是借用保护文化与宗教之名，绑架了维吾尔民族中相当数量的人。
首先是教育方面，问题集中于双语教育上。双语教育，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同时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教育，是世界各国普遍推行的政策。这一政策，对帮助少数民族尤其是青少年融入主流社会、促进国家整合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 是，过去几年中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推行的双语教育，由于国家民族主义的影响，试图"跨越式发展"，大跃进，以加速民族融合。一部分当地的行政领导并没有 考虑到双语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民众心理承受能力有限的现状，用行政命令强行推进，造成了维吾尔族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恐慌，引起本位民族主义的强烈抗拒， 才会有"国家和政府要消灭维吾尔族文化，进而消灭这个民族"的说法。
其次是宗教的恐慌焦虑。冷战结束后，伊斯兰教保守传统势力出现又一波复 兴，与全球化、现代化对垒。这一思潮对新疆影响明显。在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国家民族主义对宗教的排斥日益明显、管理逐渐严厉的背景下，本位民族主义及宗教 势力产生很大的焦虑恐慌，他们引入了国际伊斯兰教保守势力思潮，试图用"阿拉伯化"、"原教旨主义化"抵制国家民族主义的管制和现代化因素的侵入。
外来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持续加强
极 端本位民族主义的勃兴，实则构成了外来宗教极端势力生存的基础，后者又绑架前者，两者互为借力倚赖，互相利用。目前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所谓"三股势力" （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中，宗教极端势力是最重要的载体，他们往往采用恐怖主义的手段，目标是民族分裂。
实际上，宗 教极端势力对新疆的影响，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加强的，加上当时新疆当地在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宗教狂热，埋下了 隐患。此后，随着苏联和东欧解体，"民族独立"等理论和口号也在新疆广泛传播，使得宗教极端和分裂主义影响扩大，随后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进入了活跃期。
而在2008年北京奥运举行前后，一些境外的分裂暴恐势力也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渗透，"3o14"、"7o5"两起暴恐事件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才有了民族冲突加剧情况，内地谈新疆色变的气氛也随之加强。
"7o5 事件"后，新疆民族关系进一步恶化。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和影响，使得"民族解放"、"推翻殖民政府"、"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等分裂意识进一步蔓延。随 着民族隔阂的加大，民族情绪增强，汉族和个别民族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清楚。原来维汉混居的城市，出现抛售住房、向本民族居住区集中的现象，汉族与维吾尔 族私人间的交流越来越少。这为宗教极端势力回升提供了条件，地下经文班也开始活跃，反对双语教学，不分良莠全盘保护极端传统的文化在新疆多地成为趋势。
外部宗教极端势力的蔓延扩散，是加剧新疆社会焦虑紧张的重要因素，这使得两种民族主义的冲突加剧，对垒博弈也更为惨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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