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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唐德刚《中国革命简史》
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风靡大陆，今年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旧着《中国革命简史》。这是唐德刚用英文写的著作，虽然是「旧着」，但从未出版过。这本书由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教授古苍林翻译、联合国中文处夏沛然审校。他们两位都是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会员。
《中国革命简史》一书的副标题是《从孙文到毛泽东》，从大清王朝的崩溃写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作者准备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写「国民党政权的衰落与崩溃」，但没有完成。
读完这本书，最深的印象是，作者站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力求独立于国共两党的立场来看待孙中山和毛泽东的革命。有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客观地叙述清末「海外民运史」
第一，《中国革命简史》客观地叙述了清末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海外民运」史。
英文书籍一般称孙中山为Dr.SunYat-sen，《中国革命简史》英文稿亦如此。但唐德刚以为「中山」一名，是来自孙一度用过的日本化名之一的「中山 樵」。孙本人从未自称中山，他生前习用「孙文」。所以本书译者也把Dr.SunYat-sen译为「孙文」。孙中山是中国大陆对「孙文」的称呼，语言习惯 用法是不易改变的，为了符合极大多数中国人的习惯，所以本文仍然沿用「孙中山」这一名称。
中国「海外民运」起源于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夏威夷创立的「兴中会」，最早入会人数有二十多人，一年后，发展到一百五十多人。一九○○年后，慈禧太后推行 「新政」，宣布自由发展实业为合法，奖励资本家兴办企业，派出大批学生出国留学。慈禧太后的改革开放使孙中山的「海外民运」毫无起色。「兴中会」成立九年 后，当孙中山回到檀香山时，发现他的小团体已不复存在。一九○四年孙中山到美国大陆，由旧金山跑到纽约，发展「兴中会」会员，仅发展到一人，筹款分文未 获。在这年风雪交加的严冬，孙中山住到了纽约贫民区的一间单人房中。一九○五年，孙中山到日本，结识了当时年仅三十一岁的黄兴，几个海外民运组织在七月三 十日这天合并成立了「同盟会」。「同盟会」有「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之分，据唐德刚说，当时「兴中会」加入「同盟会」的只有孙中山、梁慕光、冯自由三 人。黄兴领导的「华兴会」，第一次加入「同盟会」的有九人。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在一名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国会议员家中举行。 孙中山出任「同盟会」总理，「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
「同盟会」创建未及两年，孙中山和黄兴内斗不断，日本政府受到满清政府的压力决定驱逐孙中山。为了促使他早日离境，日本政府给了孙中山五千日元，一个同情 孙的日本人又加了一万日元。唐德刚在《中国革命史》中说，孙没有和「同盟会」总部人员商量就接受了这笔钱，离开日本时，只留给《民报》两千日元，也让「同 盟会」在东京的大多数会员和干事感到愤怒。章炳麟一大批人要求撤换孙的总理职位，指责孙「挪用公款，背弃革命」。到大清王朝灭亡前一年，「同盟会」的分裂 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九一一年四月，黄兴在广州发动起义，遭到了惨痛失败，数十人陈尸街头。
这么一个老大的「大清帝国」，并不是百十个「海外民运」分子可以动摇的。问题是，大清王朝在灭亡前，政府官员腐败不堪，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把国内所 有「动乱」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孙中山、黄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他始终不渝地鼓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提倡「三民主义」， 在海内外有很大的影响力。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在美国丹佛市，他是在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消息的。武昌起义爆发后二个半月，孙中山才回到中国。当时的清政 府，把国内的每一次起义和「群体事件」，都归咎于孙文、黄兴这样的「境外敌对势力」。这样，孙中山的影响力就转化为权力，孙中山回中国一个星期，就在南京 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是国共两党的「党父」
第二，《中国革命简史》清楚地说明了孙中山是国共两党的「党父」。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袁世凯宣布国民党为非法组织，把三百五十多名国民党籍议员逐出国会，国民党的领袖有如在满清时的革命低潮期，被迫流亡日本。唐德刚说： 「再度流亡日本后，孙中山开始萌生了使自己成为一个独裁者的想法。他要求追随者绝对的、盲目的服从。他的专制主义得到以陈其美为首的一群党内上层领导人支 持，国民党于是变成了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孙中山出任总理。唐德刚说，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大纲事实上是一个一党专政政 府的蓝图」，「中国革命因此从共和主义和代议政府的意识形态，转向专制主义和一党专政的意识形态。」后来，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二大 时，汪精卫当选为党的新总理，蒋介石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十四位共产党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有李大钊、毛泽东和邓颖超。
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许多成分是学习列宁、斯大林得来的，但实际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都起源于孙中山在一九一四年创立的中华革命党。
西安事变是「红色王朝」兴起的原因
第三，毛泽东的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农民革命，不过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由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有限。毛泽东革命的后果，是消除了大清王朝后的分裂割据状态，达成了中国大陆的统一，建立了一个新王朝──「红色王朝」。
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国民党政府对红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最后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共产党为长征付出了巨大代价，六个苏区失去了 五个。原来数目庞大的红军从三十万缩减到三万。唐德刚说：「根据蒋介石在一九三六年底的估计，要彻底消灭这一小股赤匪，只需二到五周。如果没有一九三六年 十二月突发的西安事变打断了他的军事行动，蒋也许已经大功告成。」西安事变蒋介石被释后，长达十年的「剿共战争」即告停止，蒋介石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 性。唐德刚说：西安事变「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提供了新的生机」。
《中国革命简史》一书近最后部分是《共产主义在战时代扩展》。
唐德刚说，西安事变使共产党「第一次获得合法地位，中日战争给予它进一步扩展到机会。」在西安事变时，共产党统治其首府延安附近大约六个县。「到抗战结束 时，红色政权宣布已建立了十九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拥有六百三十五个执行政令的县政府，管理人口八千六百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从一九三七年的五万人扩展到 一九四五年的九十一万人，还有民兵二百万作为后盾。」
清后33年是两大王朝的「间隙」
第四，《中国革命简史》对中华民国时期的国土的分裂割据状态有清晰的描述，从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去世，到一九四九年，这是清后三十三年两大王朝之间的「分裂割据间隙」。
中国几千年历史有「两大循环」──「王朝循环」和「分裂统一循环」。在秦始皇以后，一个王朝灭亡和另一个王朝兴起时，都有一个「间隙」。我们注意到，三国 时期、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是明显的「分裂割据时期」，事实上，宋末、元末、明末也有一个或长或短的「分裂割据时期」。从北宋一一二七年灭亡到一二二 七年的一百年，是西夏、金和南宋并存的「分裂割据时期」。元末，一些农民起义军建立了「大汉」、「夏」、「大周」、「明」等割据政权，到朱元璋统一中国， 有三十多年的「分裂时期」。明末农民大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前后持续三十年，不同的农民政权、北方的满族政权和摇摇欲坠的明朝政权，在一些时期内，事实 上呈现「分裂」状态，不过一些农民起义军还没有「割据」就被消灭了。
毛泽东建立的「红色王朝」，没有实行旧王朝的「世袭制」，名义上是「共和国」，实际上，政治制度仍然是秦始皇专制制度一套。「大清王朝」和「红色王朝」之间，也有一个「间隙」，这就是从「大清王朝」灭亡后五年开始到一九四九年「红色帝国」建国的三十三年。
孙中山提倡「共和」，实际上转瞬即逝。辛亥革命后，「共和时期」在宋教仁被暗杀后就结束了，时间只有一年多。袁世凯当政，本质上是「大清王朝」改名换姓后 的延续。袁世凯称帝死后十年，是北洋军阀、地方军阀、流动军阀，加一个依附于军阀的孙中山的「分裂割据时期」。在一九三二年三月至红军长征前，「满洲国」 占据中国东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则占据赣南、闽西一带，面积相当于欧洲的马其顿，比阿尔巴尼亚略小。「中华民国」占五个半省，人口一亿。红军长征，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移动到了陕甘宁苏区。中华民国事实上处于分裂状态。在农业占主导地位、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大清王朝的灭亡，不可能建立民主共和 的政治体制，只能重演「分裂割据」循环。所以，在袁世凯死后三十三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建立「红色王朝」，是「大清王朝」和「红色王朝」之间的「分裂 割据间隙」。
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了一套全新的「议会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用唐德刚的话说是「把新制度强加于一个没有改变的旧社会之上」。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 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政治制度却是旧的、古老的、秦始皇开创的「专制王朝」制度。私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社会经济 状况的变革，必将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推动政治体制的变革，古老的「王朝循环」必将结束。历史发展到「第三千纪」，中国已经不是传统的农业国，高速铁路、高速 公路、卫星导弹技术的发展和潮水般的农民工、人口流动，使得阎锡山、张作霖、陈炯明、龙云这样的地方军阀无法再生。中国不存在苏联那种四分五裂的危险。台 海两岸的和平统一，也将结束「分裂统一」的循环。
《中国革命简史》全书言简意赅、条理分明。唐德刚十分重视人的性格、心理对历史事件的影响，他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西安事变、毛泽东崛起原因的分析，使读者 在「政治复杂性」中看到政治现象中「简单」的一面。唐德刚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大家，译者从英文翻译为中文时，保留了唐德刚的语言风格。唐德刚已于二○○九年 去世。我在一九八八年在夏威夷召开的《民主与社会公正》研讨会上认识了唐德刚，后来在美国多次见面，他的一张大硬木桌子，我用了整整二十年。最近从佛罗里 达搬家到华盛顿郊区，因太重、太大，不得不送给了佛罗里达朋友。但唐德刚的思想和为人，永远留在我心中。
写于二○一四年七月十三日
严家祺，《争鸣》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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