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观察者 邓聿文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北京查处周永康后，中国各省市和部门开始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纷纷表态。根据媒体统计，至今已有18个省份表态，其中尤以周永康先后工作过的政法系统和四川省委及中石油公司的表态引人关注。

表 态是中共系统内的一项特色政治和文化传统。在任何政治和文化里，都难免有时需要对一些重大决策和事项表态，但此处所说的表态，是一重大事件的立场表态。就 此而言，中共表态之频繁，以致形成一种表态文化，在现有的各国政权里，可能除了朝鲜劳动党外（越南和古巴的政权没有考察），无以出其右者。

毛 泽东时期流行的大批判和大表态不说。改革以来，某个重要政治人物的倒台或某起重大事件--不论因何而起--全党上下和整个官僚系统，都要表态，特别是当这 个政治人物或事件涉及到某些具体的单位和人时，后者更要带头表态。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到近期的薄熙来案和周永康案，概莫能外。

例 如，中共建政初期"高饶联盟"事件发生后，在邓小平主持的"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上，饶漱石新四军时期的一帮老战友，如陈毅、谭震林、曾山、赖传珠、 张云逸、邓子恢、粟裕等，无不在会上对饶漱石大加挞伐。从他们的发言来看，饶简直是一个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家，不是好人（见《"高饶联盟"垮台之后 陈毅痛斥老战友饶漱石）》一文）。而在胡耀邦下台这件事上，根据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自述》，当邓小平决定在1987年初召开生活会，拿下胡后，参加生活 会的中共高层，除邓力群自己批胡最力，表态最积极外，多数也表态支持邓小平的决定，从各方面批判胡耀邦。

中 共党内之所以多年来都采用政治表态，从上级看，不简单为了自己的决定或行动获得下级支持，更是为了彰显自己决策的正确和权威，是要下级和自己保持政治一 致；从下级看，也不仅是为了呼应上级，获取上级好感，关键是通过表态，和被批判者划清界限，表示对上级的忠诚和无限的臣服。故这种表态，大有讲究，可称之 为"三段式"：首先是称赞上级或中央的决策英明和及时，其次是拥护上级或中央决定，同上级或中央保持一致，最后是结合表态者的工作特点，表示坚决贯彻上级 或中央的决定，落实上级或中央部署，以实际行动听党指挥。

以这次周案中的最高法院的表态为例。先是党组一致认为，"党中央决定对周永康严重 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有力"，"党中央的决定深得党心、民心、军心，必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和支 持"；其次要强调，"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决不发表与中央决定不一致的声 音"；最后要求"深入剖析原因，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党纪国法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

其他部门及省市的表态跟最高法大同小异，唯一有点"亮点"的是河南省委，表示"要及时有力地反击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对周永康案借题发挥、恶意炒作"。可以说，在这种表态文化的浸淫下，中共党政机构和整个官僚系统，已经对此驾轻就熟了。

表 忠心的背后，是中共奉行的斗争哲学在政治领域的反映，也是中国传统的成王败寇文化的遗毒。作为一个列宁式政党，中共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要求个 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因此，党中央特别是最高领导，天然垄断了对真理的解释权，由他发出来的决定旨意，无论对错，都必须执行。这种高 度集权所体现出来的巨大权威及其诱惑，造成了党内为竞争各级领导职位尤其是最高领导职位，不惜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根据一些党史专家披露的材料，在中共历 史上，争夺党内最高权威而进行斗争的残酷程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这就是中共奉行的斗争哲学。斗争的失败者，不仅要接受失败的结局，还要受到全党的批 判。党的领导人通过这种方式，警告潜在的反对者和领导干部，必须同自己站在同一战线，否则，此乃下场。而官僚队伍则通过批判失败者，来表明自己拥护领导的 坚定立场。

所以，政治纪律的集中，加上斗争哲学，再和传统文化的成王败寇思想结合起来，就有了此种频繁的表态政治和表态文化。究其实质，它是极权体制的产物。

当 然，与过去相比，今天的表态政治和表态文化，少了"神圣性"和诚惶诚恐之感，而多了几分表演性，很大程度上，表态沦为一种表演和仪式。无论是最高领导还是 不得不表态的各级官员，都知道这是做给舆论看的，但又不得不装出一副隆重的样子，说些言不由衷之话。这也算是时代的进步。

尽管如此，中共的 这套表态政治和表态文化，还是带来许多负面效果，它使得官僚队伍的人格分裂，同一个人，今天失势，被同僚和下属批判，明天得势，又被他们拥护。整个官场， 没有是非标准。同时，在这种党政治和党文化下，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内，也无人可以追求绝对安全。因此，从旁观者角度看，犹如法国哲学家萨特所言，充满着 时代的"荒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