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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三封奇信和检讨、自述原文
日期:8/14/2014 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老工V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後方,但当时被反革命社会民主党份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连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份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於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後,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年多,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枝很少,由於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的,财政经济也很困难。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未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後,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後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後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後,要求另调工作,於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了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时期
  
  一九四年前後,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於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过问,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後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波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後,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叁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麽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於党和人民,对於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於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後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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