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说明,1949年后中国形成的一套制度,邓小平是最重要的建造者之一。
第二,历史上其他的改革,改掉的基本上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是沿袭前朝的东西。邓小平的改革却不然。邓小平改革改掉的东西,都是共产党建政后才建立起来的东西。例如农村的集体化,例如计划经济。
第三,历史上其他的改革所建立起来的东西,要么是创新,要么是复古,要么是学习外国。邓小平的改革与众不同。邓小平的改革建立起来的东西,恰恰都是共产党先前打倒的东西。例如农村的去集体化,恢复个体经营,例如允许农民向城市流动;例如恢复市场经济,例如承认私有财产的正当性。这些都是“解放前”就存在的东西。
(四)
或许别人不清楚,但是邓小平自己一定是清楚的。就拿经济改革来说,邓小平一定很清楚,共产党现在要改掉的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共产党现在要恢复的东西,就是他们先前革命所打倒的东西。
通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即分田到户)书上按下红手印。不过,按照《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的说法,这个起点应该是广东沿海的宝安县,是深圳河上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的话:“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3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共决定开办经济特区之前,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开放地区。
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来自于民众的自发行动,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向被中共当局一向被视为大敌的资本主义。当中共上层改革派认可了民众的自发改革,那也就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要改的是什么。
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袁庚父子能清楚意识到的事情,难道邓小平意识不到?
其实,关于这一点,当时不少人都意识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层干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山西一位老农民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是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何必用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何必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消灭整整几代经济精英?邓小平不会不清楚,昔日革命的赫赫功业,如今都变成了累累罪行。
(五)
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的最后一章里写道:“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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