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是，既然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共产党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乃至罪过，共产党对不起中国人民，那么，共产党凭什么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凭什么不引咎辞职以谢天下，凭什么还要高坐台上垄断权力呢？如果你说，因为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能够有效运转的政治组织，不通过共产党就做不成事，那么，这顶多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邓小平本来应该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推动政治改革，推动共产党自身的改革，使共产党逐步变成一个正常的政党，即民主的政党，在将功赎罪的同时完成脱胎换骨。一句话，邓小平有理由利用共产党推行改革，但是他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凭借武力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七）

由此谈到六四。

邓小平为什么要用武力镇压八九民运？傅高义解释说，因为邓小平“对内战和文革的混乱记忆犹新，因此认为中国的社会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断定它受到威胁，就会作出强硬的反应”；对邓小平而言，“底线是中国不能乱”⁶

这种解释完全错误。

首先，八九民运的和平、理性，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如果当局按照赵紫阳的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事件完全可以和平落幕。

其次，作为共产党第一代革命家，邓小平哪里会是天性怕乱之人呢？如果他是天性怕乱之人，当年干嘛去加入天下第一乱党共产党呢？那个党的宗旨不就是彻底砸烂旧世界，立志把中国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搞得地覆天翻吗？至于说到“文革的混乱”，邓本人也说过，像文革这样的事情，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由此可见，邓小平下令镇压八九民运，决不是害怕中国陷入天下大乱，而只是害怕共产党失去专制的权力，尤其是害怕自己失去最高权力。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呢？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民运。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对人民动用武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

那么，邓小平自己是怎样为六四辩解的呢？邓小平说，因为民运是要“打倒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⁷，所以必须对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镇压。邓小平说：“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⁸

简言之，邓小平是根据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套说法去为六四辩解的。他只有用这套说法为六四辩解，除此之外，他再也找不出其他的说法为六四辩解。但这套说法分明是谎言，是邓小平自己也决不相信的谎言。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就是不问姓社姓资，就是放弃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你怎么还能以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名义武力镇压民众的和平抗议呢？

（八）

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自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既然在六四后的一段时期，邓小平本人也十分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那为什么到了1992年南巡，邓小平又说要不问姓社姓资了呢？

道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只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借口，只是为了给共产党一党专政提供借口，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现在，共产党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分名义，现在倒用不着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地干了。所以，在92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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