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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元气大伤，一时间无法再形成大的力量，因此，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私有化。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50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九）
是的，六四之后这二十多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有人誉之为“中国奇迹”。我要指出的是，所谓中国奇迹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威慑之上，是建立在极大的不公不义之上的，同时也是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正如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所言：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傅高义说：六四事件才过去20年，“对邓小平的决策所造成的长期影响盖棺定论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这条通向自由的路是否要比前苏联的道路少一些曲折？1989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答案。9”
和傅高义所说的“假如”相反，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除非发生重大的革命性的事变，否则，中国将继续沿着这条错误的道路走下去。一个以如此罪恶的方式造成的强大国家，只能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普适价值更加蔑视、更加敌视、更加恐惧，从而不但对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危害，而且也对全世界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十）
随着中国作为专制强权的崛起，人们不能不问：这样一个专制的强权会不会对别国、对世界的和平与自由带来威胁？傅高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也是无法断然否认的。傅高义承认，作为超级大国的中国，“人们无法预见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10，然而傅高义却断然地说：因为邓小平讲过要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绝不应当称霸，绝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11
且不说“韬光养晦”按定义就是权宜之计，且不说权力的本性就是扩张，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的是专制政府专欺负外族人外国人，不大欺负本族人本国人；而今天的中国政府却是天天在欺负本族人本国人，包括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自由信仰者、弱势群体，包括本国的少数民族。你怎么能指望这样一种政权，在羽翼丰满之后，依然还只欺负本国人本族人而决不去欺负外族人外国人呢？
1.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译者：冯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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