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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红二代宣言》 红色政治与身份型社会的混合物
近日出了一篇奇文，题为《红二代应该站出来，挽救国家危难，推动中国政治大变革》，网上简称为《红二代宣言》。作者王小宁既是红二代，又是异议人士。文章很长，为节约笔墨，笔者就择要逐条批点了。
“红二代”与清八旗子弟是同类项
作者在文章中反复强调红二代“身份特殊”，以下是作者对其特殊性的概括：
一、红二代身份特殊。作者将其身份厘定为“他们是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参加者的后代。包括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干部的子女和革命战争年代去世和牺牲 的革命者的子女”，并明确将其与江朱胡温等两代中共党魁的子女“官二代”划分开来。作者这一划分比以前皇城政治圈内红二代的划分标准宽泛得多，那一划分标 准据说是：建国初期政府职位是副部级，军中职位是少将(称之为“开国少将”)。另外，作者将红二代李鹏子女列为“官二代”，不承认李小琳兄妹几人是红三 代，不知道是疏忽还是另有考虑。
作者厘定红二代的身份标准，就是将中共现在厘定的离休老干部标准延伸到子女一代。中共的特权一直按等级供给，在文革前，内部的身份识别讲究红区、白区之 分，前者吃香得多。在制度上规定只有“三八式老干部”(即1938年以前参加革命)才能叫老干部。改革后，确定了1949年10月1日以前参加革命的都算 老干部并给予离休待遇。
二、红二代中不少“真正继承了中共的思想和革命传统的人，仍然具有革命的理想、抱负和精神，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和不怕政治风险的 勇敢精神”。红二代们的“革命理想”是什么，是否符合公众需要，作者没具体说明，但红二代某种程度的不怕政治风险，也许不算夸大其辞，因为薄熙来督渝之后 的所作所为，就充分展示了这种精神;王小宁当年在网上发文主张民主改革并批评中国的一党专制，也算得上不怕政治风险。但这种不惧怕与平民出身的异议者的不 惧怕有所不同，红二代多认为自己的身份可以降低政治风险，起点保护作用;平民异议者的不惧怕是硬碰硬。
三、红二代大多怀才不遇：“在红二代中有较多具有政治才华的人，但很多人并没有得到重用，甚至一直在江湖之中”“大量红二代既未当官、也未从商，成为了普 通人”——这条比较有趣，每个社会都会有不同阶层的人怀才不遇，为什么红二代政治上不被重用会在王的眼中成为问题?那是因为这句话暗含的前提是“红二代本 该被重用”，不应该“成为普通人”。
四、“红二代总体是好的”，只有少数红二代是腐败者，“现在的红二代已被坚持专制独裁制度和专制统治，搞权贵资本主义，侵吞国家、人民财产，搞贪腐的红二 代代表了”——这一陈述我认为大体符合事实，因为作者定义的红二代太广，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者的子女，如果不是江姐等类革命烈士名流，照顾比较有限， 充其量就是抚恤金、优先参军招干招生，让其能够拿到平民千辛万苦才能拿到的体制内入场券，却并不保证让所有红二代步步高升，得到重用。“中共革命队伍”是 座等级金字塔，那么多居于底端的普通成员，特权与高阶官位毕竟是稀缺物品，不能像大白菜那样源源不断地供应。经过几十年演变：有的红二代成功接过父母的 班，继续繁荣着;有的红二代没能成功接班，于是衰落下去。
回顾中国历史，这“红一代”们确实是中共论功行赏定出来的一个特权阶层，是前现代身份型社会的产物。但他们的身份又不能与享受世代恩荫的前现代社会的皇族 相比，只能与清代八旗相比，二者享受特权的理由都与“建国”有关。区别是清代是八旗子弟按级别可享有承袭爵位的待遇，最差也有“铁杆庄稼”，生下来到死， 啥也不做有份皇粮供着;红二代们在本朝享有的待遇是有当差(入党、进入体制内工作)的优先权，没有不做事拿份皇粮的铁杆庄稼。
“红二代”集体行动有无可能
论述完红二代具有的“群体特征”之后，作者进入正题：红二代要站出来。因为中国将出现大的政治动荡，“在这个关键时期，红二代不应该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 而应该发挥我们的作用，挽狂澜于既倒。中国如果像现在这样下去，中国共产党将被人民认定为是一个以革命起家，最后以贪婪、暴虐、无耻、虚伪、欺压和剥夺人 民为终结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将整体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红二代也将整体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每一个红二代对可能发生的结果都应想一想。我们应 让主张民主、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反对腐败的红二代来代表，应该跟着他们走。”
千里筑堤，到此结穴。全文从气势看来，很有点像中唐时开国功臣之后徐敬业请骆宾王代拟发表《讨武曌檄》(非指文采)，徐要卫护先祖徐世绩追随李世民打下的 李唐江山，王小宁要卫护中共的红色江山，要将这红色江山书上“民主”二字。但几乎不需要仔细读，就会发现作者要将愿望付诸实施时遇到了极大困难：
第一，作者承认，“红二代是一个特殊群体，但不是一个政治派别。他们中间的人政治立场和思想差异很大，左中右都有，并且尖锐对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 走了不同的道路，成了不同的人。人的社会地位，经历决定人的思想、情感，决定人在政治上站在哪一边。”按照社会运动的规律，所有集体行动的第一凝聚力是基 于共同利益上共同诉求，既然这个自认高于平民阶层的红二代群体思想不一，利益不同，又如何能够在王小宁的感召之下“主张民主，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更何况 目前一些红二代本人就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核心人物，或者是现有体制的受益者，他们又怎可能自杀性地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第二，文章说，“红二代不应该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但前面又说他们“大量人既未当官，也未从商，成为了普通人”，既然已经沦为“普通人”，中国的政治舞 台上本来就没有他们一席之地，何来“退出”之说?更何况按文章划定的身份来看，这些红二代父母在中共“建国”以前应该已是成年人，红二代们大多是50年代 及之前所出生，年龄大都坐五望六甚至坐六望七，行将退休。如果他们想要超越自然规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用前互联网时代的革命语言指点着网络时代的中国 政治，那会是一副怎样的奇观?
红二代：身份型社会与红色政治结合的识别符号
红二代这一名词，使用者自我感觉甚佳，却不知这是中国社会落后的象征，表明中国社会至今还徘徊于前现代身份型社会的阴影当中。
自中共建政以来，只有1978年到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算是身份型社会色彩较淡时期。1978年以前，讲究阶级出身，实行人类历史上只有共产国家才有 的“逆向身份歧视”。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就业艰难，社会上升通道梗阻，中国人要想成功，父辈荫蔽、家世渊源再度成为重要因素，官二代、富二代这类名词 应运而生，其中自我感觉最好的应该是红二代。因红二代认为父辈开国有功，在父辈荫庇之下，其特权不仅应该体现在物质层面，还应该体现在软性资源比如言论自 由与议政参政的享用上。
王小宁先生以红二代的身份发表宣言，处处强调这个群体的不同一般，因而应该有参政议政的政治特权。这份宣言，如同党内民主的主张者一样，正好展现了中国具有强烈的前现代身份型社会之特点。
从近代以来，所有的社会进步都是从身份型社会向契约型社会过渡。进入21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完成由身份型社会向契约型社会转化，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第一人口大国，其社会特征还带有如此强烈的身份型社会特征，用“落后”二字概括实在不算贬低。
(《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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