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这等于是夺了国务院的权。国务院成了有名无实的"影子内阁"，周恩来成了影子总理，只做一些迎来送往跑龙套的事情，被剥夺了对国家政务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权和决策权。毛泽东披挂上阵，带领五个业务组亲临经济建设第一线，高举"三面红旗"，发起了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他随意讲话，随意批文件，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办法多。公然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14]一声令下全国实现公社化，鼓动各省竞放高产卫星，稻谷亩产量吹到了13万斤；他根本不懂炼钢的炉温和烧砖窑的炉温是不一样的，劈柴是炼不成钢的，提倡所谓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用烧砖的办法炼钢，闹了国际大笑话。后来把农业搞乱了，把工业搞乱了，把民生搞乱了，全国都乱了套，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世界末日般的全国大饥荒降临了。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多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万多人。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官方统计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即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大跃进中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连续四年饿死人不能采取断然措施扭转局面，则是党国体制的延误和罪孽。

党国体制的内部规则是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从列宁那里搬来的。其最大的弊端是没有纠错的机制和消灭纠错的力量。这是个消灭反对派走向独裁的制度。民主的真谛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只强调前一句，取消多数保护少数，成为多数欺负少数，多数打击少数，把少数当作反党分子，当作阶级敌人打击，是民粹派的假民主，是暴民政治。许多情况下少数是正确的，保护少数就是保留纠错机制，打击少数必然走向一错到底。

以庐山会议为例，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反映了全国的实情，也代表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但毛泽东利用他的权威操纵多数，制造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如纳彭德怀忠言，立即停止疯狂的大跃进，转入救灾安排人民的生活，也就是饿死五百多万人，第二年就能遏止饿死人的势头蔓延。但毛泽东不听，一错到底。庐山会议后期，为了证明三面红旗正确，他在全党发动以批判彭德怀开路的反右倾运动，在全国掀起"第二次跃进高潮"。

这第二次跃进从1959年8月庐山会议结束起，到1960年8月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止，作孽最大，饿死人最多，农村的生机几近完全破坏和毁灭，连续三年，饿死3200万人以上。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折合1715万吨，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600亿斤）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掌控的"政治设计院"，决定出口419万吨粮食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城市粮食供应马上紧张起来，连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几天的存粮了。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继续向各省搜刮粮食，这样一来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

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按每人/年320市斤作为维持生命的基线计算，共缺粮76.8亿斤，折合384万吨。如果不出口那419万吨，当年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一个人都不会饿死。但毛泽东一心想造原子弹、氢弹，与苏美争霸，扬威世界，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决心要实施他所谓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辩论时说过的话），而把救济灾民、不让老百姓饿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顾，照常出口粮食换外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后来，原子弹是上天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毛泽东的伟大，须知是3755.8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子弹送上天的。就在毛泽东坚持错误，不肯对老百姓施一点"小仁政"的时候，一个不要命的湖南女工的上访惊动了在北戴河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使毛泽东再也"顶"不住了，成为党和政府由继续跃进转向救济灾民的转折点。

1960年7月26日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中南海北墙外的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那天只有少数过路人看到这名青年女子双手高举着的标语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卫发现，拎小鸡一般拎进北门，在接待室给她戴上手铐，做了简单的询问，笔录口供如下：

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

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阳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问：你既然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答：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一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1956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他们生活过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5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三十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的席子都没 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呀，（呜呜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要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辞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中央办公厅留守人员不敢耽搁，将口供誊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总书记邓小平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1960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仍在号召"继续跃进"，"全党为1800万吨钢、6000亿斤粮食而奋斗"。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他还不承认全国出现大饥荒。还在批彭德怀，"反右倾"。这个湖南辣妹子使他彻底清醒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之后，毛泽东的健康情况转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个人独坐不语。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意见：在他生病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他决定暂时离开第一线，休养思考一个时期。 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说服毛泽东，为一百多万在反彭德怀斗争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平反，其中包括恢复邓子恢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在一次常委碰头会上，朱德还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再不肯退让，他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的事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刘少奇只好在朱老总和毛主席之间打圆场："彭老总的事，放后一步吧，先过了眼前的大难再讲。"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1960年7月5日～8月10日北戴河工作会议） 开了一个多月，确定了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一脸病容，可怜兮兮，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这么大的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逃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市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责任人人一份。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正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管军事和国际共运。还有就是读书、养病，研究些理论问题。他并再次提议正式通过党内文件，在他养病期间，由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

刘少奇在会议上说："现在代不代理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国救灾救人，承认血淋淋的现实，立即调整政策，发放救济粮款，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种粮种菜，搞小自由，开放农村集市，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吧，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的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荒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方百计渡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再来补救，就晚了。"

毛泽东虽然暂时交出了党的主席，但不交军委主席，因为失去军权，毛泽东就失去了反攻倒算的实力。毛泽东退居二线，并不是真心认错，是迫于形势不得已，所以留下一句话，三面红旗还得坚持，这就给纠正空想社会主义的路线错误留下了不可超越的困难。

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百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浪迹于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边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刘少奇等所采取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这些新政策一提出来，下面不敢贯彻，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回来犯复辟倒退的错误"。包产到户在刘少奇手里到底没有在全国实现。

1960年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会标还是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两千名来自全国各省的"人民代表"都奉命三不谈：一不谈粮食征购任务过重；二不谈农村缺粮；三不谈饿死人。只准"畅谈"所在省区的"大好形势"，举手通过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到1961年，这是大饥荒的第三年，达到饿死人的最高峰，饿死1327万人，各地干部才"豁出去了"搞"包产到户"，到第四年才遏止住饿死人上升的势头，减为751.8万人。

"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针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开始走出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那个可怕情景。就在七千人大会上，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标语。[15] 参加这个会的是县长、县委书记以上各级政权的领导骨干。毛泽东认定这批干部已经不是他的人了，都跟刘少奇走了。所以，他要把县以上干部统统打倒。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直到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这条"左"倾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也没纠正过来。

毛泽东祸国殃民，当然有他个人品质问题和知识缺陷；但更重要的是他创立的这个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硬是眼睁睁地看着连续四年每年成百万上千万饿死人，媒体根本不报道，议会从来不讨论，政府迟迟无作为。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国，历朝历代因灾荒饿死的人数加在一起是多少呢？2900多万，不到3000万人。封建王朝是不允许隐瞒灾情的。大清律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我们的制度甚至不如清朝。隐瞒灾情成了对领袖忠心、党性强的表现。所以，在党国体制下，毛泽东一朝一代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750万人。党国体制是最落后、最反动的体制。

权贵集团利用党国体制控制了党和政府。

十八大后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用民主宪政代替党国体制，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对内实现共同富裕，长治久安，对外与美国、欧盟携手，实现和平崛起；或者权贵集团以党国体制为依托控制党和政府，实行国进民退政策，再来一次"社会主义改造"，囊括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引起全民反抗，社会陷入长期动乱，对外打出毛泽东的反帝反修旗帜，以社会主义阵营残余力量的保护者、支持者和代表者的姿态出现，与美国和欧盟对抗，党和国家在内忧外患中灭亡。

改革开放以来，党国体制沿着毛泽东式的惯性，多次干扰国家的政治生活。其主要表现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八老干政"。[16] 八老在粉碎四人帮，克服"两个凡是"的桎梏，推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是有功劳的；但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又对改革开放有诸多干扰阻挠甚至破坏。八老多数没有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但他们是政治局常委之上的常委。邓小平拥有决定权，陈云拥有否决权。杨继绳称之为"双峰政治"。他们的权力来源当然与他们的资历、威望有关，但主要来源于军权，邓小平不当国家主席，不当党的主席，就当军委主席。他这一票就压倒了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总书记，是邓小平等八老推举上去的，又是他们废黜的。胡赵要挑战"左"的意识形态，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胡耀邦要带头废除终身制，赵紫阳说"清查贪腐要由我的子女入手"。他们一带头别人怎么办？这成为废黜胡赵的直接原因。六四镇压表明党和政府没有站在反贪腐、反特权的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广大民众一边。在党国体制庇护下，权贵集团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造成今天积重难返的局面，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国体制的主要罪责。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7] 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5[18] 两极分化世界第一。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个失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挽救这个败局。对于邓小平我是非常敬重的。他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当毛泽东的家臣，拒绝给江青当萧何，使中国避免了历史大倒退；他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改变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支持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他亲自举行五老火锅宴。[19] 把资本家请回来，把私有制请回来，在政策上把中国领出了空想社会主义误区。 但对于邓小平，我是深幸有一，不望有二。邓小平的特殊强势地位是党国体制推举他独掌军权造成的。这个推举，在当时是尊敬他，后来却害了他。在党国体制内， 邓小平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关键时刻，权贵集团把他推到人民的对立面，他不得不扮演"狄克推多"的角色，"枪指挥党"，废黜拒绝向人民开枪的总书记，制造了"六四"惨案，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经过22年历史之检验，那次镇压的长远后果是为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保了驾，护了航，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进步意义。

1989年5月13-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北美访问。出国前，赵紫阳与万里就如何对待学运取得共识。5月24日，万里在多伦多发表谈话说："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他们希望促进民主和惩治腐败，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要冷静、克制……"所以，全国人民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对万里抱着很大希望。5月21日，全国人大9位副委员长向他发电报，说有24名人大常委联名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让万里立即回来主持会议。这是中国人大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万里决定提前回国。在飞行途中接到中央电报，把他截留在上海。官方报道说"万里委员长因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留沪治疗"。直到他改变态度，于5月27日发表了与党国体制保持一致的"书面谈话"，5月31日，才允许他回到北京。党国体制是不允许名为最高国家机关的全国人大委员长表达自己的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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