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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从莱比锡光荣革命学习到什么
廖天琪
2014.10.9.
25年前的今天，1989年10月9日是一个改变了德国、欧洲和世界的日子。刚刚经历了六四屠杀的中国人，心中格外疼痛，我们失败了，而他们成功了。我们失败了，所以要再接再厉，所以会有了当前香港的占中“雨伞革命”。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惊天动地的事件都是短暂的，如过眼烟云，但是在历史的暗流中，每次重大事件结束后并没有消失，而是隐身沉潜下来，它潜伏着、孕育着，在适当时机，新的思潮、运动会因缘际会地诞生。
四分之一世纪前的10月9日倒底发生了什么？柏林墙的坍塌、东西德的统一、苏联社会主义帝国解体都直接跟这个被称为“决定日”的一天直接有关。谁决定？决定什么？官员决定站队到人民一边，权力决定不施暴于民，激情加理性完成了不流血的光荣革命，这是人类史上最华美的篇章。
一切都并不是上天的恩赐，当时的情势是非常危急险峻的。因为北京政府开了杀戒，将天安门广场上和平示威的市民学生用坦克和机枪扫荡了，东欧共产国家的领导有了“榜样”，就心中有谱了。从8月起大批东德的百姓就蠢蠢欲动，开始逃亡，他们先冲进东柏林的西德使馆寻求庇护，8月19日又有900 名东德人穿过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边境，成功地逃到了西德，由此拉开了用脚投票的序幕。到了9月份，莱比锡的市民就开始了他们著名的“周一示威游行”（Montagsdemonstration），每个星期一成百上千的市民于下午5点下班后，聚集到圣尼古拉教堂的周边，点上蜡烛祈祷，这样的举动令当局错愕，不知如何应对，如此持续到10月。权力者终于亮剑了，10月6日的党报《莱比锡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我们将坚决保卫自己双手经营的成果，把这些反革命行为有效并决绝地消灭。如果必要，就使用手中的武器。”但是一到星期一，竟然有7万名市民和平地聚集在一起，他们的口号“我们是人民”，群众高呼：要民主、要言论自由、开放边境！警民对峙，千钧一发，一触即发。
然而睿哲者早就料到这样的险境会出现，民间已经风传，镇压要开始了，已经有5000名军警调动到了市内，另外还有1500名士兵待阵，磨刀霍霍待宰“反革命”。各大医院的血库都已经备好了血浆，杀戮一开始，就能“扶死救伤”。在这历史时刻，几位临时凑合起来的人士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所谓的“莱比锡六人”（Leipziger Sechs）。旅美作家北明花了数年时间研究东德垮台，莱比锡这个城市和另外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 ——牧师克里斯蒂安·弗瑞尔（Christian Führer）在这个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她写了一篇长文“莱比锡的烛光——柏林墙的坍塌”，该文尚未发表，其中就着墨于“莱比锡六君子”。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组合，3位民间文化人， 该市Gewand音乐厅首席指挥马祖尔（Kurt Masur），神学家慈默尔曼（Peter Zimmermann）、讽刺剧演员朗格（Bernd-Lutz Lange）和三位共产党高官，管科教的区委书记沃茨尔（Roland Wötzel）、管宣传的朋莫尔特（Jochen Pommert）、文化负责人梅耶（Kurt Meyer）联合起草了一个紧急呼吁，要求人们冷静并与当局对话。这份呼吁经由该市的广播站，于当天下午多次在市内广播，并且在教堂的祈祷会上也向群众宣读了。马祖尔特别担忧晚间会有流血冲突，毕竟酝酿了几周的群情已经到了火山口，即待喷涌了。
沃茨尔等三名官员打电话给镇暴行动的总指挥哈根贝格（Helmut Hackenberg），要求他不要动用武力镇压民众，此君不敢擅自决定，通电柏林请示总书记何内克，却只找到了代理书记克伦茨（Egon Krenz），克伦茨也不敢决定，但应允揣摩了顶头上司的意思后，就回电话。结果哈根贝格久等亦未获电话指令，就自作主张撤下了镇压的命令。“对于人民的和平革命，我们没有对付的方案。”这是后来共党国安一位高层人士作出的解释。真是一念之间，血流成河的噩梦就化作胜利的欢乐和眼泪，命运之神何其神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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