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大学社会学教授 郝志东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编者的话］因普选引发的香港"占中"运动在政府临 时叫停对话后重启，香港市民和学生、香港政府、中国政府之间目前仍在僵持状态。澳门大学社会学教授郝志东认为，中央和香港之间存在妥协解决问题的空间，但 无论结果如何，对香港政改的核心问题诸如爱国爱港、真普选、主权与治权、外部势力干扰等各方的认识误区仍值得深深反思，这也是解决香港、澳门，以及大陆和 台湾的问题的关键。本文为《观察香港问题的十个认识误区》的下篇。

所谓外部势力干涉的问题

占 领运动受到外国势力的操纵，现在似乎成了一个时髦的说法。香港的民主派访问美国、英国、寻求对方政治人物的支持，被说成是卖国求荣、勾结外国势力，唱衰香 港，攻击中央政府，企图利用外国人的力量，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达到自私的目的，危害国家的安全。民主派会见达赖喇嘛，也被认为是勾结"藏独"，发动"港 独"乱港，尽管达赖喇嘛并不主张"藏独"。他们访问台湾的民进党，被认为是和"台独"联盟，一起反中。那么，如何看待香港民主派和海外政治力量的联系甚至 联合呢？

任何一个人或政党都有权力和海外任何人和任何政党进行联系。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不是和苏联共产党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然后才革命 成功的吗？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不也是有对外联络部吗？为什么只有你可以有联系，我不可以有联系呢？似乎在逻辑上讲不通。再说，如果当年没有美国人帮助中国人 抗日，中国人能够打赢那场战争吗？至少还要花更多时间吧。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不和外部联系是不可能的。国家不是也有外交部吗？1960年代如果我们 和外部有联系，就不会饿死那么些人。

所 以，和外部联系需要以提高自己人民的福祉为目的。如果与外部联系是为了破坏当地人民的幸福，是为了搞恐怖活动，那么，那样的联系是要警惕的，要被禁止的。 如果香港的民主派和海外联系的目的是为了香港的民主发展，为了真普选，而民主发展又是政治秩序的必要因素之一，追求民主与平等是爱国爱港的表现，那么，他 们的联系就是无可厚非的。外人的"干涉"反而是应该欢迎的，正如当年中共欢迎苏俄与美国的援助是一样的。只要目的是好的，这种联系与所谓"干涉"就是无可 厚非的。

关于真普选的问题

我们在前面提到了福山关于政治秩序的三个主要因素的平衡，政治问责制有缺陷就得不到 平衡。那么，像香港这样由四个界别1200人所组成的选举委员会、超过50%的选委来提名候选人的制度，是否符合政治问责制的标准呢？尽管香港政府官员们 说这个制度仍然可以为选民提供不同的候选人，但是这些候选人如果全部以"爱国爱港"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实际上，港人是没有什么选择的。在"爱国爱港"的 定义是要"爱党"，"爱党"的定义是不能批评"一党专政"的时候，那么可以想见，选委会所中意的候选人，一定是建制派，而不是民主派，因为后者会批评一党 专政。这样的候选人拿给全民去普选，那么这样的普选是否是真普选、是符合政治问责制的普选呢？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早在1942 年2月2日《新华日报》社论"论选举权"一文中就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真正的普选制，是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如果被选举权受了限制，选举权 就不能够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运用，"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 罢了"。

中共的《新华日报》社论已经把真普选和假普选的区别讲得很清楚了。这并不是像大陆体制内学者说的那样，是"子虚乌有"的"国际标 准"。连当年的共产党都认为是的标准，自然是货真价实的国际标准。而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候选人产生办法，还是真的不是像前特首董建华说的是"货真价实"的民 主办法。连清华大学教授、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王振民都间接承认这个办法不是完美的办法。

爱国爱港的定义

美 国人在9-11之后，制订了一个爱国者法案，受到多方批评，因为它提供了政府可以为国家安全与主权而损害人权的可能。有批评美国政府反恐政策的人就被扣上 了不爱国的帽子。那么难道无论政府做什么、怎么做都支持，才是爱国吗？拿中国的情况来说，难道像《环球时报》与人大教授陈先奎说的那样，只有爱党才算爱国 吗？不是的。

哈贝马斯等人在上世纪以来就强调，真正的爱国，是个人与团体对自由民主的宪法所规定的价值、信仰与规范的忠诚。无论一个人是什么民族、出身，来自什么地方，只要他或她对自由民主国家的宪法表示忠诚并遵守，就是爱国，否则是不爱国。

对 于香港人来说，只要认同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和谐、公正、法治等，他或她就是爱国的。这和爱不爱任何党派是没有 什么直接关系的。当然如果党坚持民主自由的宪法，爱国、爱港和爱党自然也没有矛盾。换句话说，国是要爱的，党也可以爱，但是爱是有条件的，就跟搞对象时， 不能什么人都爱一样。中国人批评中国政府、批评共产党，是为了中国好，是爱国的表现。不应该因此而剥夺他或她的被选举权。他们不应该被看作是自己的敌人。

民主派是共产党的敌人吗？

批 评中国政府、批评中国共产党的人，经常会被公权力与体制内的主流思潮看作敌人，看作捣乱分子，居心叵测，别有用心，是在制造思想混乱、试图搞乱香港、澳 门、大陆的"海内外敌对势力"，是要将香港建成一个反攻大陆的桥头堡，用意恶毒，为人所不齿。这实际上是一个不能容忍不同意见与持不同意见的人的问题。如 果是公权力这样做，那只能说是公权力的傲慢。似乎只有自己才是爱国者，才是真理，别人都是坏人。

一个人在握有公权力的时候，尤其要想到自己 的权力到底从哪里来。如果权力是从人民那里来的，那么即使反对你的人，也是人民。张千帆也谈到政府的最大问题是不把人民（包括反对自己的人）当朋友。不光 不能将他们看作是敌人，就是用不屑的口吻，揶揄的口吻，耻笑的口吻，说什么"不要将自己的一生献给马路"等等讽刺别人的话，也是不应该的。这些人是有理想 的，这些人的理想和当年中国共产党发动工人闹罢工、发动农民闹革命、发动学生上街游行，是同一个道理。

为什么非要将别人看作敌人，而不是一 个和自己平等的人，有理想也有缺点，可以理解，可以向他学习的人呢？对于代表政府的人来说，如上所述，这是权力的傲慢与偏见。如果他对一党专政有不同意 见，你的责任是要说服他为什么一党专政好过多党轮流执政。对别人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不是说只要反对我，你就不对。像文革时那样，反党就是反革 命，因为我就代表党，代表革命，代表正确的一方。

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提到泛民的时候，说"在「一国两制」下，宣称以「推翻一党专政」 为宗旨的「支联会」现在还能举行各种活动，「支联会」的成员还可以当选立法会议员，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很大的政治包容。九七前不是有人担心回归后他们在香 港根本待不下去了吗？现在说这种话的人不是还活覑而且活得好好的吗"？ 其实包容是相互的。你说你在包容别人的时候，就已经是一种权力的傲慢。不是一方包容一方，而是相互包容，才有平等。否则关系是不平等的。其实说相互包容可 能都有问题，应该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共产党和民主派之间应该是朋友关系。

香港的占领运动有出路吗？

占领运动提出来要梁振英下台，要人大常委会撤回关于香港普选的决定。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梁文道以及占中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戴耀庭都认为占领运动不会有什么实质效果，它其实是一个不计成效的道德运动。对此本人不以为然。

退一步海阔天空。要妥协。退而求其次。政治的最高的原则之一是妥协，关键是如何妥协。社会运动和公权力都要学会妥协，否则就会像六四那样，两败俱伤。那么有没有妥协的余地呢？

对 于中央与港府来说，不应该是像港区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说的那样，泛民在恐吓中央，而中央则越吓越坚定。或者像陈佐洱说的那样，如果香港控制不了局面，中 央会采取霹雳手段。其实，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是留了一个口子的。即关于特首候选人提名委员的组成，尽管各个组别各占四分之一的比例不变，但是这些委员如何产 生是可以商量的。这里就有很大的妥协余地。

比如，最理想的办法是让所有界别的人能够普选自己界别的代表。比如，在政界，在普选产生的议员之 外的那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应该由（地区）普选产生。其他界别的委员产生办法也是如此，由界别普选产生。如果提名委员会是普选产生的，公平与公正的目的 不就基本达到了吗？这已非常接近公民提名。再加上特首的全民普选，不就是已经接近真普选了吗？

当然，中央和特区政府可能不会同意让所有1200个提名委员会委员都由普选产生，那么只要其中一部分由普选产生，就已经有可能让泛民中的温和派出线。那么，这离真普选不是很近了吗？

所以，占领运动应该从之前的两个要求中退出来，要求提名委员会中的相当一部分由普选产生。政府同时也要做出让步。结果就会是中央政府、特区和泛民派的三赢，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说，占领运动是有出路的，但是要学会妥协。

如果香港这次的政治实验能够成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有了一线希望。我们拭目以待。

本 文讨论了围绕香港普选与占领运动的十个认识误区。我想强调的是，通过民主、平等与自由的（而非由财团以及某些政治利益团体所操控的）选举而产生的政治问责 制是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的基石。正如福山所指出的，这不光是一个权力制衡的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将每个人都看成是平等的人、有尊严的人的问题。 实现人的政治权力本身就是让人生变得更加丰富，是生活目的本身（an end in itself）。只有厘清与解决了这个主要问题、澄清各种认识误区，香港、澳门，以及大陆和台湾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