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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官方媒体报道（有照片为证），云南晋宁惨案其所以发生，是有人雇佣了上千名不明身份的人进了村子后才发生的。
那 么究竟是谁雇佣了如此庞大个一个武装组织的成员？我想这一点应该成为云南惨案追查的重中之重。因为这种做法不由得使人想起历史上的土匪。鄙人曾经多次告 诫，我们的政府及其官员，切莫沾染上匪气，沾染上匪气，一切的一切就都玩完了。2014年10月中旬发生在云南滇池边上的恶性事件，因为强拆，居然葬送了 八条人命，整个村子笼罩在风声鹤唳的悲哀之中。按照常识，云南应该不是历史上的国统区，云南的天应该是晴朗的天。可是云南晋宁这个地方却乌云密布，不为别 的，就为了强拆强征农民的土地。结果呢，且看官媒的报道：
"10月14日，昆明市晋宁县晋城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项目施工过程中，发生 企业施工人员与富有村部分村民冲突事件。经公安机关调查和现场勘验，截至昨天，昆明市晋宁县晋城施工方与村民发生冲突已致8死18伤。其中企业施工方6 人，村民2人。目前，事件原因还在调查之中。
昨天中午，昆明市晋宁县富有村村民阿树荣向京华时报记者描述事发现场情况。阿树荣称，前天下 午2点左右，他当时距离富有村村口不远处的马路上，看到"千余名"穿着深蓝色工服、头戴头盔、身背老式斜挎包、手持铁棍的人群正向村里走去，"他们排着整 齐的队伍，还有不少人手中拿着标有'警察'字样的盾牌，还不停喊着口号，有些村民见此状跑开"。
从京华时报的报道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 到，与农民发生"冲突"的并非是所谓的施工人员，而是头戴钢盔、身穿黑衣、手持木棍的武装人员，而且有汽车运送。常识告诉我们，施工队一般是不会介入到土 地纠纷的，介入土地纠纷的，除了项目开发方以外，就是项目引进一方了。晋宁的这个投资几十亿元的大项目，肯定不是某一个企业所能拍板或者决定的，晋宁县乃 至云南省都会参与其中。
云南"引进"的这个项目符合不符合科学发展观暂且不论，仅仅一个征地拆迁，为什么不能公平的与农民进行协商呢？一 亩地只给农民几万元，试问，这又是谁家的规矩？尽管土地在法律上是国家的，但是一个国家也是由千千万万的个体组成的，没有农民，没有工人，没有数以十亿计 的普通人，中国还能是中国吗？当农民对强征强拆有意见时，有人就雇佣成百上千的不明身份者大打出手，这又是什么行为呢？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却已经被淡忘了的 土匪的行径。一个地方政府假如热衷于运用历史上军阀流氓惯用的行径对付自己所管辖的农民，我想整个政府及其官员就已经沾染上匪气了。什么是匪气？我们不妨 回顾回顾什么是土匪？昔日的土匪按照百度的解释，指的就是"以半路抢劫、打家劫舍等为生的地方武装团伙或其成员，扰乱社会治安，欺负人民群众。土匪乃一群 乌合之众，他们以抢劫、勒索为生，缺乏政治远见，是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者，他们行为放荡不羁，为所欲为，不愿受任何约束，等等"。
看到了吧！打家劫舍是其一；欺负人民是其二；抢劫勒索是其三；破坏法律是其四。咋看，云南这些黑衣人就是一帮没有拿枪的土匪。但问题是，这些人究竟是谁雇来的？这才是云南事件调查的关键之所在。
其 实历史上的土匪比今天一些人的做法要收敛得多。或至少他们还受一定的行规之约束，有的土匪队伍的纪律还相当严厉。比如湖南湘西的土匪就有如下的规矩：私通 奸细者斩；引水带线者斩；吞没水头者斩；欺侮同类者斩；调戏妇女者斩。有一个巨匪瞿某，为匪20年，他为土匪队伍制订的纪律却相当简单，这就是：
①不要得罪没钱的人；
②不能强奸妇女；
③不要牵别人的耕牛。(瞿伯平：《湘西土匪瞿伯阶股内幕纪实》)
为什么不牵别人的耕牛呢？因为怕人家生活没有依靠。耕牛在当时就是基本的生产资料。我们不妨对照对照，今天的强征强拆，是不是比历史上的匪患有过之而无不及？
接下来我要说道说道土地违法的事情。前几个月鄙人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谁才是当今中国土地违法的主体》？2014-08-07），我把这篇文章附录于后，权当个人对云南事件的一点看法了。
《谁才是当今中国土地违法的主体？》
"诸 位网友们，鄙人写这篇文章，也只是蜻蜓点水式，不可能有深入的剖析和揭露，原因大家都知道，我不再解释。但有一点我必须声明，鄙人之所说，并不是一时心血 来潮，鄙人站在中国社会的一个角落，一直在冷静地观察各种社会思潮和现象，其中就包括所谓的土地问题。可以这样总结：当今中国社会，在土地上违法乱纪的主 体，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开发商，而是各级政府。包括省一级政府，也包括市、县、区、镇、乡。再往下，敢于以身试法者就少之又少了。尽管一些农村的村长在土 地问题上站在农民的对立面，甚至成为农民的公敌，但这些村长们其所以如此胆大妄为，也是有街办或乡镇政府暗中支持的结果，仅凭他个人，是没有这个胆量向自 己的乡党挑战的。
国家有关部门（其实就是指国土资源部）在土地问题上几乎每一年都会查处数以万计的违法案件，为什么屡查屡违？几乎丝毫都 没有遏制土地违法，该占的基本农田依然占了，不该搞开发的地方依然开发了。原因就是：政府在土地开发的问题上已经清楚，这是一块唯一的可以带来巨大利益的 蛋糕，而蛋糕的所有者农民却并不具有实际的拥有权。当政府需要谋取这一块利益时，任何人都没有实际的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因为我们的社会构架并没有给任何 人提供一个公平的维权平台，连法院和公安局都是政府的组成部分，谁还能站在公平的立场上说公道话呢？
在八百里秦川的中部靠近秦岭的陕西省 西安市长安区，近十年以来，把农民的土地以政府的名义征用后再以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高价卖给开发商，已经有十几万亩了。大致算来，仅仅一个长安区，过去十年 的土地收入就有几十亿之巨，这些钱还是进入账面的货币，开发商拿地时一般还要给首席的执政者"表示表示"，至于这些为官一任的县长、区长或者书记常委们家 里实际有多少货币，也许永远都是一个无法窥知的秘密，只有中共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锁定某一个官员时，他的财富才有可能大白于天下。可是，这种几近疯狂的卖地 行为，却是打着搞活地方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光鲜的幌子，我们不妨要问一问：今天的中国，包括长安这个奇葩的地方，那一点实现跨越了？其经济的内涵和外 延有多少是实体经济带来的繁荣？现实的状况就是这样：虚妄的房地产已经吹大了当地政府的财务报表上的每一个数字，一旦房地产行业出现坍塌或者崩垮，这些地 方的实际的经济状况就显露出庐山真面目了。可以十分客观的说，十几年以来，地方并没有科技上任何实质性进步，或充其量只是一些零碎的科技成果，对地方经济 的刺激和推动微乎其微。
而农民的收入呢？表面上农民获得了一笔不菲的拆迁带来的收入，但是，他们因为没有了基本的土地作为生 产资料，未来不久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也许他们中有一些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对政府拆迁的抗拒，简直可以说是在用 鸡蛋碰石头，没有一个农民是依靠法律获得应有的权益的，法律从来在我们中国，就是一张当权者的手纸。从来没有一个村子依靠公安局或者法院的合法的保护，免 于挨打受气。几乎每一个村子，都有农民在维权过程中遭受到来自不明身份者的欺凌和打骂，有一些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曾经有农民朋友说，他们雇佣黑道人物 搞拆迁。我说，你们没有看清，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哪里有什么黑道呢?明明是白道人装扮成黑道吓唬你呢。所谓的黑道，其实就是一些不务正业的混混，正好 被政府利用上。没有政府当后台，任何一个混混都绝无可能强拆乱建的。真正的黑道其实就是你们县里的县长，你们乡里的乡长。连你们村里的村长都够不上黑道的 资格，只有当他们和权力勾结时，与金钱结盟后才会形成杀伤力。反之，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当地公安的把柄。
不曾想，我们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难道就是为了搞房地产开发？
我们的政权，就是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的目标。然而，在具体的利益上，为什么就荒腔走板呢?` 这恐怕与我们的执政理念出现巨大的偏差不无关系。
首先是发展观出现问题。
一 个社会，最最值钱的东西不是财富有多么丰厚，而是社会和谐；一个国家，最最珍贵的东西不是发展的速度有多快，而是发展时务必遵循的公平正义是否很普遍；一 个人，最最令人敬佩的东西不是他有多少财富，而是他的人格是否高尚？一个地方，最最有价值的成果不是楼有多高，路有多宽，车有多豪华，而是这个地方的老百 姓在享受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可以同步享受到精神财富带来的人文关怀；一个政府，最最要紧的事情不是你整天的发展发展，而是你是否站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立场上 扬善抑恶。什么才是我们想要拥有的现代化？难道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通天的高楼、污浊的空气；光鲜的服饰、刁蛮的人吗？想一想这几十年的所谓的发展，我们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需要纠偏的时候了。
其次是政府的几近无限的权力在作祟。全世界的政府，但凡社会文明化程度高的社会，政府都是拥有有限的 权力的。反之，政府就会胡作非为，害民利己。按道理讲，我们的体制原本是一个党委领导下的政府责任制体系，但是，当执政党和政府混为一体后，权力就开始无 限的扩张了。以至于扩张到没有任何的制约。想一想，假如法院是相对独立的，不受政府（其实就是执政党）颐指气使，老百姓咋能没有伸冤的一个通道呢？假如我 们的警察不是听命于政府（其实就是主要的领导人）的指挥，咋能在拆迁的现场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手持木棍身穿黑衣的所谓的黑道人物呢？一个国家的警察沦落为 某一些人的私人保镖，这个国家是注定暗无天日的。就算那个国土资源局有保护土地的本职，但它也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他能推倒一个农民私自搭建的房子，却 绝对不敢阻止县长批准的项目，尽管这个项目并没有任何合法的手续。这就是中国之现状！
改革当然要从限制政府（包括执政党）的权力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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