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勇氣這個人性奇蹟，它如寒冰可凝可化一樣，可鼓可洩，所以它並非最終救贖地。雖萬古綱常在，天地有正氣，但自古慷概赴死易，從容負重難。在失敗的日子裏，或面對漫長不退的困境絕境，眾勇可以煙消雲散，孤勇也能斷為碎片。有鑑於人性之弱，弗瑞爾牧師指出，唯有信仰，可以保持勇氣在不斷更新中長存：“上帝是人的堅固保障”。美國牧師楊腓力正確地指出：“事實上，全東德所有的抗議游行都是這種方式：始于崇拜！”

回看歷史，萊比錫點燃穿透極權邪惡的燭光，不是偶然的。經過十九世紀人類理性的質疑和圍攻，新教和天主教從中世紀的宗教迷霧中脫穎而出，擔當起抗衡人類強權本性的天職。早在十九世紀末，在階級斗爭學說從德國轉入俄國之前，羅馬天主教教宗奧利（Leo）十三世就針對文藝復興以來歐洲面臨的政治社會歧途和社會改革的世俗要求，發表過人道主義的諫言。在他發布的《新事物通諭》（Rerum Novarum，1891）中，為私有財產和宗教教育辯護；在強調工人的自由結社權力和公正待遇的同時，他譴責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否認階級沖突是社會的自然狀態；在支持保護勞動者的法律法規的同時，他反對以個人利益為前提使用暴力革命手段；在強調富人與窮人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和平共處的同時，他呼吁現代社會以共利資本與勞工、業主和農戶、領導與被領導等全體階層的和諧社會為目標。

歷史邁過二十世紀門檻，歐洲人類為政治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新帝國主義、物質主義、環境主義、性別政治等眾多“主義”所驅使，幾乎把信仰當作一個破舊家具，踹出家門，拎進垃圾，導致虛無主義開始釀造當代迷魂美酒。但是在上個世紀人類災難性的生活中，歐洲基督教依然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代表黑暗現實中歷史文明的曙光。二戰時期，罪源地德國，基督教是納粹最終不能徹底征服并始終堅持反抗的團體。冷戰時期的整個東歐，共產極權制度最有力的反對主體乃是羅馬天主教，與當局形成尖銳對立的，首先是無分社會地位的信仰階層，其次才是以經濟和物質財富為區分標誌的社會各利益集團。

為保證極權統治下宗教信仰自由、教會學校的權利，以及加入教會和建立教堂等權利，羅馬天主教發布過一系列規定。意味深長的是，這樣做的動力，並不是個人功利前提下個體自發的利益訴求，而是公義福祉基礎上富于奉獻和犧牲精神的抗議行動。

回到柏林牆的坍塌，除了弗瑞爾牧師持之以恆、超越功利，不計成敗的行為方式，不能迴避的另一個問題是：何以東德當局子彈上了膛，卻臨陣不開槍？

東德全地信仰文化土厚水深，即便在信仰人口下降趨勢中，2006年的相關統計資料表明，德國最大的的信徒群體，基督教群體，依然佔人口的67.07%，而沒有宗教信仰者只佔總人口的26.3%，這其中還包括屬於小規模信仰的人口。而在此前共產黨統治的40年間，經常去教堂並保持宗教熱情的人大為減少，每週至少一次參加禮拜的東德人在各地平均只佔人口的5%，但這四十年不足以使東德人心中的信仰斬草除根，東歐那些依然挺立的教堂為證。德國文學泰斗歌德指出的那個“公開的秘密”始終存在。這個“公開的秘密”就是：大千自然時時向人類昭示造物主的存在，但由於人類對之習以為常、視而不見，這個真理就成了一個特殊的秘密，一個光天化日之下的公開的秘密。絕大部分東德人始終沒有忘記它的存在，造物主種植在人心中的良知並未走遠，一到夜深、人自面壁時，尤其在歷史與人生的緊要關頭，它就窗戶進來，在人性底線的閘門口，敲響最後審判的驚堂木，震醒黨徒們奄奄一息的靈魂，使無所畏懼的行屍走肉變成有所畏懼的人。

東德潛在的罪犯因此有一條退路，如果他們真的懺悔，放棄作惡，公義的力量也是寬恕海洋，因為這力量來自教堂而不是戰場，他們的“利器”是燭火而不是武器。弗瑞爾牧師在教堂門口怎麼對示威者們說的？“愛你的敵人”！“我們只是為他們禱告。”

在一個虔信宗教的社會裏，人的自我意識的前提，人關於自我定義的基礎，是“尊重個人整體生存上的人性地位，而不是只把人當作一個政治個體或經濟個體。”（前美國國國家安全顧問吉比格紐·布裡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語）。以人性為核心定義的個體，從思維方式到行為方式，從感受方式到認知方式，都不同於政治動物或經濟動物。先於權力，無分朝野，這種定義，意味著廣義的普遍的人性的存在，它能使一個社會在墮入萬劫不覆的地獄之前三思而止步。

馬克思主義從思想變成一種社會運動之初，如艾略特所說，“每個人都在尋找一個完美的社會，好讓他們在其中毋需為善”，這種運動到最後，如楊腓力所言，使“這個社會離開完美甚遠，而他們的人民卻已忘記了善良”。大陸社會何止離開了完美！我們的同胞何止忘記了行善！索忍尼辛傾注了近半個世紀的心血，讀了數百部著述，收集了數百人見證，撰寫了八部書稿，研究中國老大哥蘇聯的十月革命，清理革命的廢墟，他再三說：如果讓他簡要總結蘇聯災難和整個二十世紀災難性世紀的原因，唯一最準確的描述就是：人們忘記了上帝。“惡意的無神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索忍尼辛正確地指出：“世界以前從未經驗過組織化、軍事化的馬克思主義所實踐的那種頑強惡意的無神論。在馬克思和列寧的哲學體系及其他們的核心價值裡，仇視上帝是其主要驅動力，這比他們所有的政治與經濟偽裝更根本。在共產當的政策中，好戰的無神論不只是偶然的或邊緣性的，它不是一種副作用，它是其中心支點。”——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登上歷史舞台，在終極意義上就是唯物主義（物質主義）和無神論登上歷史舞台，在終極結果上就是人類心智道德的敗壞和精神與靈魂的墮落，那麼，馬克思主義及其社會形態的退場，就應當是無神論及其孿生兄弟虛無主義、功利主義的退場。消解這種邪惡勢力的能量，就應當來自宗教信仰，來自超越世俗功利的道德價值與精神力量。

這是一種信仰者心魄和靈魂的力量，一種我們至今陌生的力量。全世界85%以上的人類有信仰，其中基督教信仰人口最多，而我們受無神論影響，對此現象习惯于一言以蔽之：“迷信”。我們抹去自己被造的痕迹并铲除造物主，信奉經驗事實并遮蔽精神空間，白天把柴米油鹽醬醋吃喝拉撒住行虛名利祿戴在頭頂，畫上名牌，晚上把這些勞什子掖在被角，奉為忠貞不渝的神明和情人。我們不知信仰和形而上為何物，失去了思考和認知這類問題的語言，我们很難明白以下兩個事實：信仰的力量不同於物質力量或肉體力量，不會使你砍掉一個腦袋，再長出一個來，不能做形而下的解讀（類似義和拳宣揚的刀槍不入），它是精神的力量，通過影響人的信念價值、思維方式和感受方式，來影響人的行為方式。其次，它的力量不是表象之力或世俗之力，不能做實用主義的利用和極端功利主義的解讀（類似祈禱天上掉餡餅），你若不深入了解案情而拿一本聖經去出庭辯護肯定失敗。信仰是生活的基石，表現為人的生存方式，如索忍尼辛論述歷史上東正教之於俄羅斯民族一樣，它是一種“思維模式的和我們人民性格的一部分，一種日常生活的形式，一種工作日曆，各項事業的優先重點，每年每週的組織。信仰是這個國家民族的整體和凝聚力”。

“人最重要的特徵是他的宗教信仰”，這是求索上下幾千年，觀察人類文明各類領銜人物的英國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的觀點，他認為不論從何種意義上說，這話都不過分。我認為，這個特徵之有無，也適於區分不同的人類共同體——社群、社會或國家。而對於各共產主義國家，這種區分，即相同意識形態下的不同精神結構和信仰背景情況，在社會學意義上尤其重要。但是這種區分至今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

萊比錫的燭光印證了人類逐出伊甸園之後的自我修復能力。仰望頭頂的星空，良心不會發霉；汲取超人之力，勇氣不會消解；信守道德戒律，文明可能延續；向基督救贖的權威敞開心扉，超越邏輯，奇蹟可能降臨。萊比錫的燭光也許可以提供一種思路，思考下列問題：為何八九民運在中國社會失敗，在東德社會（乃至東歐社會）成功？為何民主浪潮在中國社會遇事鋪天蓋地，轉眼間便化為烏有，而在東德社會則能持之以恆，不計成敗，堅韌不拔？為何子彈在中國上了堂，順理成章地扣動了扳機，而在東德上堂後，竟然在最後一刻放棄開搶？

必須說明一點，此文落筆之際，一種莫名的犯規感如影隨形：週一和平祈禱和遊行的參與者們無疑各自懷有具體的政治訴求和直接的目的衝動，但是弗瑞爾牧師主持這項行動並非著眼於世俗之功才這樣去做，他也不是在發動和從事一種政治活動，否則，這項活動不可能堅持七年之久，直到完成上帝的拼圖。我写此文虽然意在看取東歐鐵幕成功落下的文化與精神背景，研究它的第一推動力，倡導其非功利主義救贖精神。但撰文的動機去不免還有功利色彩：為要獲得成功，必須不計成敗。但是當我們把不計功利的行為方式訴諸於爭取功利的目的時，它就從形而上的良知高度蛻變為一種形而下的功利手段，從精神道德的高度降格為一種運動策略或政治智慧，從而損害了信仰的品格。怎麼辦？

至此，我發現我面臨的矛盾比奧威爾寫作時遇到的“美學熱情”與“歷史衝動”的矛盾深刻些，選擇也更艱難：奧威爾不過是在寫作的文學審美與歷史真實這一對矛盾之間做選擇，無論如何，他可以二者擇其一，繼續寫下去，選擇的結果無非是好或不好的區別；而此文的麻煩在於闖進了“第十二條軍規”，面臨“二律背反”的困境；為要介紹源自基督精神的超功利救世態度，必然落入功利主義圈套，而為要擺脫這個圈套，則只有罷筆。選擇的結果，是有或無的區別。即便選擇寫，此文由於違背所介紹的超功利精神，有自殺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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