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依然冒著褻瀆神聖之險，將此文勉力寫成？三個理由。

一，在犯規感之外，還有一種責任感無法讓渡：我很難允許自己看見中國的絕症，而不提供已知的治療方案供時代參考。絕不止於“嘗居是山，不忍見耳”：故國不是他鄉，我也不是客居那裡的鸚鵡。

二，通觀近半個多世紀的世界人類精神運動走向，持續百多年宗教宣導的靈魂救贖主題，已經向各類社會主題轉向，即，由關注靈魂與天上的事，轉而關注地面的社會問題了。這種轉向顯然這是由於人類在上個世紀後半葉遭遇民族獨立、意識形態衝突、極權專制統治、物質主義的嚴峻挑戰，面對各類相應的社會問題而導致的。換句話說，這是宗教世界代表世俗社會迎接社會問題的挑戰的結果。對此，五十年代初叛逃西方的波蘭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切斯勞·米洛什（Czeslaw Milosz）不以為然，他不無正確地評論說：“能發揮社會功能的宗教信仰，並不等於層次更深的精神生活，而且往往是在精神生活欠缺的時候特別發達。”事實上，這種從天上轉向地面的傾向，確實偏離了個體的靈魂救贖。但是，如果為了追求天堂的幸福而把地面放手交給魔鬼，人類最終可能連一個教堂也無法留下，個人救贖和精神生活就更無從談起了。在世界基督教主流社會選擇迎戰世俗專制極權時，面對精神道德沉淪到底的故國，沒有理由羨慕那些把自己關在教堂門裏，只顧自己升天，不管他人下獄的信徒。我認為，在“精神生活特別欠缺的時侯”，教堂的鐘聲持續衝向社會，響徹大地，正是人類自我拯救的希望。

第三，在事實大白於天下的時候，其意義是需要詮釋的。平心而論，在我的感受和認知中，萊比錫燭光的意義，最重要的不是成功，而是持守；不是功利主義的或非功利的，而是超功利的。在七年的堅守之後，即便沒有發生最後一個月的突變，萊比錫的燭光依然象徵人類精神的標高，是一個民族注定不會倒下、最終獲得拯救的象徵。如果中國人人不僅有殺人復仇求公義之勇，也有被殺獻祭救贖之勇；不僅有暴動之勇，更有維護和平之勇；不僅有風口浪尖之勇，更有甘於寂寞之勇；不僅有爭取成功之勇，還有敢於失敗之勇；不僅有領銜萬千人之勇，還有“雖千萬人，吾往矣”之勇，中國民族能倒下嗎？中國能不全勝而獲救嗎？——此文雖然動機不免有功利色彩而“不純”，我依然希望讀者在這篇敘述力求真實的文字中，不只看見成功的歡樂，更能看見不計成敗的持守，及其背後的原因。

此文起筆於2010年12月12日。此前，東歐和平革命與天安門民主運動之間聯繫的模式尚不清晰，由於萊比錫萌誓的燭光在V字型的慶典與歡樂中隱退，弗瑞爾牧師的資訊遠未穿過大西洋臨照東方。我最初是從美國作家、《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特約編輯楊腓力（Philip Yancey）的著作 《克里姆林宮的鐘聲》（Praying With The KGB）中首度獲悉此文題詣的。尤記得閱讀時的驚訝和掩卷之後心中的地震。地震持續不斷，隔年後終於提筆寫此文，時間精力所限，隨即一擱三年有半，直到今年中國八九六四25週年前夕，再度開機上鍵，重新開始，卻因身不由己捲入華府祭奠活動，再度中斷。我們在自由世界的首都送哀音楊起，臨鮮花折獻……，祭日過後，工餘攢空繼續吭哧努力，竟在筆墨正酣的6月末，傳來了弗瑞爾牧師去世的消息。繼裏根、索爾仁尼琴、劉賓雁、哈維爾、格拉斯基之後，又一位聖賢般的人物從我的身邊我的視野矢然而逝。現在此文終於截稿，收筆處，心思滯重如故國污染的江流。錯過了中國八九25週年，不期然迎來德國八九25週年。“八九”是萊比錫的慶典、歐洲的節日，“八九”是北京的祭日、中國又一個傷心地。25年的中國八九，更其黯淡。此刻初秋深夜，窗外雨聲淅瀝，鳥聲蛙鳴風鈴雁鳴一概靜了，只有昆蟲在遠處大放悲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