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牧師望了望其他四百多名沒有座位坐下的不速之客，兩手抬起往下按了按，似乎是安撫面前人們，說：樓上現在還不能開，過一會工人和基督徒們來了，還能有位子坐。

說完，他看見一些無神論者笑了。——並非所有黨員對他懷有敵意。

圖5. 1989年10月9日和平祈禱開始前，尼古拉教堂突然衝進來1000多名德共黨員，將大堂中殿作為全部佔滿。美聯社（AP）圖片，選自網絡

1989年弗瑞爾牧師46歲。萊比錫本土出生，從小多病，羸弱之軀使他格外感懷於耶穌對貧窮與路人的悲憫和愛。順著本能，他追隨父親的腳步，很早就知道自己將會成為神的使者。他學了希臘文、拉丁文，然後上大學學神學。學校是以世界那位最著名的無神論者的名字命名的，叫做“卡爾·馬克思大學”，不過這並未妨礙他径直走向耶穌。就像他後來避開封閉的修道院，並向社會打開了路德基督教教堂之門一樣，他唸書時就沒把自己關在教室和學校裏：他到處打工：在汽車廠當工人，開著電動摩托車送電報，登上行進列車做服務生。他熱衷於人們關於時政的議論，還發現，以宗教學生的身份而非德共黨員的身份發言更自由。討論地點也很重要：“所有的關鍵人物，只在教會裏思考並暢所欲言。”

雖然在無神論者統治的世界和無神論者命名的學校學神學，這事聽上去有些荒唐，但歐洲宗教傳統土厚水深，納粹只能利用上帝，不能剷除信仰，而唯物主義者們仇視基督四十年，沒能讓上帝退席。一如那些黨員們首次所见，牧師一對藍眼睛揪人、寸頭短髮生猛、套一件牛仔馬甲。他的名字發音和意思就是“基督教”，他確是上帝忠實的僕人，但他外表更像一個“工人階級”。他的姓，簡單明白的意思是“領導者”，同時含有精神引導者之意。事實上，“基督教領導”克里斯蒂安·弗瑞爾牧師的外貌，按照紐約時報評論，“完全符合他參與世事的行為方式和哲學價值。”

圖6. 克里斯蒂安·弗瑞爾牧師在他的教堂裏。圖片選自DNN Online

納粹時期德國著名聖徒迪特里希·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是弗瑞爾一生最敬重的楷模。這位二戰時期的新教神學家和牧師，面對希特勒的壓迫，不僅起而反抗遍及德國教會的犬儒主義，而且直接參與了刺殺希特勒的秘密行動。一個牧師，不僅干預世事，竟要殺人，宗教界對此有太多質疑。行動未能成功，牧師被逮捕並在盟軍日漸臨近的隆隆炮聲中，被送上了絞刑架，他沒有機會為自己辯護了。但是二戰塵埃落定多年後，朋霍費爾作為上個世紀十大殉道者之一，雕像被豎立在英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之上，舉世確立了對他遲到的追認。在第三帝國之後的又一個奴役時代，弗瑞爾牧師把這位先輩當作自己的楷模的時候，朋霍費爾遠未站上十大殉道者的崇高祭壇。——弗瑞爾不需要世人的認可，他只聽從內心良知的指引。

——10月9號前夜，弗瑞爾牧師通宵未眠，輾轉反側，不斷禱告；他凌晨即起，竭盡所能安排了這日教會各項事務，以確保和平。

時間到了，他做了幾次深呼吸，走向講壇。

講壇只有兩層台階，兩步習慣性的移步，此刻竟猶如攀登跳水高台。——真能跳進大堂棕櫚樹下的羊群中倒好了！他必須挺身而出，承擔所有責任。弗瑞爾心事重重，他念慮自己羊群安危，他記得9月4日第一次週一遊行，當他推開教堂大門即刻被記者們包圍時，他非常不悅：那些鏡頭和報導，將成為史塔西按圖索驥的情報和逮捕鎮壓的線索！但他很快釋然了，這些鏡頭同時也拍下了警察的暴行，被打的是青年人，撕扯的標語是“人民要自由”，柏林牆阻擋人口流動成效斐然，但擋不住西德的電視廣播信號。如飢似渴的東德人在那次西德電視節目播出之後，掀起了更大的抗議浪潮——那次西方媒體包圍教堂、報導遊行，太必要了，乃是上帝的另一個大手筆！

不過事到如今，上帝的手筆越大，僕人的責任越大，而且過於重大了。所有人都知道他們正 “處於某種巨大事務的邊緣”，都知道幾十萬軍隊、警察、便衣正按部就班就位，都目睹了德共黨員的突然襲擊，也都看見了無量的西方記者的鏡頭麥克風對準了教堂，只有他知道，還有兩項重大事件，要在教堂發生。

6

這一天，一輛普通轎車從東柏林向萊比錫方向行駛。車里兩個人持有東柏林身份證。兩位東柏林居民上路不久就開始驚訝：道路上出現越來越多的軍車！這些軍車駛往同一方向，萊比錫，而且，來自同一地地區，東柏林。——這一日萊比錫的血液正在循環中回流心臟，通往尼古拉教堂的各主要動脈繁忙異常。不過血液中夾雜著大量的這類武裝起來的氧化物質，這些氧化物質居道路中央暢行，比血液流動得更快，有軍車承載它們，有無數輪胎運行它們。

東德小轎車裏的東柏林居民是異議人士、攝影師謝夫克和他的同伴。他們不是今晚活動的參與者，也不是旁觀者，他們要承擔一項特殊使命。謝夫克過去是生態環境影片攝影師，和所有東德人一樣，近來身臨東德社會的雷鳴電閃，感慨萬千。醞釀多日之後，他決定“轉行”，他要記錄今夜將在萊比錫發生的一切。一路眼見大量滿載軍人的裝甲向萊比錫調動，他知道自己在正確的時刻選擇了正確的地點，要做的是一件正確的事情。軍車把公路碾的扎扎響，他感覺自己正逼近德國歷史的緊要關頭，無論下刀子還是發洪水，他這個記錄者決不能缺席。

攝錄位置至關重要！鏡頭要對準目標無遮攔，攝影機卻不能暴露在射程內和目標視線裏。作為經驗豐富的生態環境攝影師，謝克夫知道，要滿足這相互矛盾的兩個條件，除了居高臨下，沒有更好的選擇。他對東德地理環境瞭如指掌，毫不猶豫地選中了萊比錫的聖·尼古拉教堂。這裏是萊比錫地理中心，也是事件爆發地，而它的鐘樓頂層高過六十米，是萊比錫城市的制高點。

下午時分，謝克夫和他的同伴走進教堂，要求登上教堂塔樓頂層，以便拍攝今晚將要發生的血案。——是的，血案！極有可能發生！他向弗瑞爾報告了一路見聞。

無聲的鼓點驟然而起，敲打著證道大廳裏的石柱椰林。弗瑞爾的辦公室裏，謝克夫風塵僕僕，面容上寫滿了焦慮與懇求。

幾個月前發生在中國屠殺暴行，是外國記者從長安街邊的住所，長城飯店的窗戶裏拍的。萊比錫不許西方記者居住，他們今天借交易會混進城已是僥倖，無人想到得寸進尺地站在這座城市的頭頂，一覽並收全城實況。只有常駐東德轄區的人們才可能想到這一招。 

Yes 或No，弗瑞爾牧師必須做出決定。六月的北京，西方記者拍完了實況起身走人，飯店本是客居營業之地，中國經理無緣受罰。可是十月的萊比錫，教堂不是旅店，面前這位攝影師也不是旅客，史塔西事後若查出來是弗瑞爾的特許，等待他的可能就是勞改營。而一旦拍攝成功，播放出來，秘密警察必然能從畫面的角度判斷拍攝的確切地點。全德人都知道，弗瑞爾不是經營飯店的經理，他是這座教堂的主持，此地任何事都必須經過他的首肯。弗瑞爾牧師知道，只要他此刻說了Yes，就等於親自向當局呈交一份不可辯駁的“犯罪”證據，所有僥倖都將消失，所有的拐彎都將通往監獄。

但是，世界必須了解週一和平遊行期間發生了什麼。

弗瑞爾牧師為來自東柏林的陌生人，打開了通向鐘樓頂端門鎖，又從他們身後輕輕關上了這道煉獄之門。

他背轉身來，長出一口氣，終於就緒。

7

沒有就緒。

還有一項重大事件將在這座教堂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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