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个走出蒙古包的小男孩对得起他所遭受的苦难，长大后，他成功地扮演了命运交给他的角色——做一个杀戮时代的倾听者和记录者。在大部分蒙古人被迫沉默噤声之时，杨海英以研究本民族的苦难历史为终身使命。他采访了许多内蒙古历史的见证人，留下了作为见证的第一手资料，用以探索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对蒙古人的大屠杀中仍属忌讳的人道犯罪问题。
在接受该书的汉语译者之一的刘燕子女士采访时，杨海英介绍说：“拙书的写作前后穿越的二十余年光阴的隧道。从1991年，母亲同我聊家常开始，到2004年采访亲历者百余人。渐渐地草原上的父老乡亲们知道了我在做这方面的见证记录，纷纷向我提供信息，比如上访材料、家人照片、平反书、残疾证明,甚至亲人的遗物。每次回到家乡，他们或主动上门、或通过亲人朋友等多种途径向我提供资料。采访的方式不一，有的我直接拜访，有的到第三者提供的场所，总之，在他们认为相对安全，能够说话的地方。直到当局风声鹤唳、杯弓蛇影。”
◎ 十四人的故事透视整个民族命运
那是一个罪恶罄竹难书的时代。几乎每一个蒙古人的家庭都有被捕被监禁的亲人。杨海英在他周围的亲友中，找不到没有在文革受过迫害的蒙古人。这个世界充满了无辜的毁灭与牺牲，但只要无人出面作证，纵然有很多人被折磨至死，这段历史仍然不会为人所知。
因此，这位勤奋努力的蒙古族学者所做的一切学问，都是为了让蒙古人的苦难有出声的机会。他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采访过很多幸存者，该书重点介绍的是其中的十四位。这些人代表内蒙文革中各个阶层和不同派别。
这十四位蒙古人，除了杨海英的母亲之外，还有：曾任乌兰察布盟副盟长的图布信，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的特古斯，蒙古族名医金久斗，师范学院的蒙古人造反派哈拉夫，内蒙师院教授林色，草原造反派忽日勒巴特尔，鄂尔多斯蒙古贵族家庭出身的奇琳花，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著名的蒙古学者俄尼斯，原图克公社书记策·哈斯毕力格图，失去全家亲人的其莫斯仁，革委会主任额尔德尼，“抗日作家”乌兰巴干，“延安派”干部奇治民。
这十四位蒙古人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身份地位。他们中有的是从当年的满洲国东渡日本留学的民族精英，被称为“挎洋刀的”，有的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进入延安民族学院的蒙古族青年，被称为“根正苗红的延安派”；有的出身于蒙古贵族王公之家，有的是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土改干部；有的在文革中当了造反派，有的进入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也有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是著名作家诗人，有的只是普通牧民。
无论这些人的背景、立场如何迥异，他们都是蒙古人，因此大都在文革中遭受了厄运。其中不少人被以“内人党”、“右派分子”、：“日奸”、“蒙特”、“乌兰夫的走狗”等各种罪名拘捕监禁、严刑拷打，在肉体和精神上饱受摧残。作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他们在迟暮之年给作者叙述了自己刻骨铭心的往事。此书就以这十四位蒙古人的故事为轴心，从他们的人生命运伸展开去，涉及内蒙的广大民众，从而透视出整个民族的命运。
此书在历史的记忆中给了众多死难者一个确定的位置。最让笔者惊心的，是作者记录的一些蒙古族女性惨死的事例。例如，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蒙古女牧民霍兰受尽凌辱而死，曾任自治区妇联主任的乌兰在暴力拷打至残后恶化成癌症，端庄贤淑的白玉兰被轮奸后遭到杀害，……。
此新闻共有5页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