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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人民黑色的集体记忆
——读杨海英《没有墓碑的大草原》
（瑞典） 茉莉
当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在巴黎出版《被禁锢的头脑》一书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所描写的内容。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苏联作为外族强权对波兰人的残暴奴役和压迫，尚未为世界所知晓。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米沃什，因此一度被人视为“疯子”。
现在我手里也捧着这样一部书稿，一部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之作——《没有墓碑的大草原》。人都有趋乐避苦的倾向，为了一种责任感，我艰难地阅读这部惊心动魄而又令人痛苦的著作。此书真实地揭示出文革那个噩梦般的时期，成千上万的蒙古人是怎样被中共大汉族主义者统治的“伟大祖国”所吞噬，泯灭在极权主义的铁腕之中。
原本丰美的内蒙大地，渐渐失去了它鲜艳的色彩，而代之以一副黑白色的悲哀画卷：黑色是内蒙文革大屠杀的恐怖记忆，白色是无数受难者的骨骸。四十多年前内蒙民族的苦难命运，像尖锐的锥子一样敲打着我的心灵。面对这一部活生生、血淋淋的内蒙民族史，身为汉人的我们无权选择失忆，我们只能在心灵震撼之后，去和蒙古族的作者一起反思，去探寻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去追究造成这个惨绝人寰悲剧的制度性根源。
◎ 命运交给一个五岁小男孩的角色
内蒙大草原上没有墓碑，用文字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内人党”受难者铸刻一座精神墓碑的，是出身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2011年，杨海英教授在日本大阪接受第14届“司马辽太郎奖”。该奖奖励他“如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在内蒙古发生的迫害屠杀原著民族蒙古人状况”。在杨海英的微笑后面，是内蒙的蒙古族人从未痊愈的深重创伤。
这部《没有墓碑的大草原》的写作，源自一个五岁小男孩的遭遇。童年的杨海英家门前有一条大路，那是乌审旗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４?1968年到1969年的文革动乱时期，那条大路成了一条“亡灵回家之路”，骆绎不绝的蒙古人带着他们被杀害的亲人的遗体和遗骨，悲伤地回乡归葬，路过杨海英的家，大都要寄宿一晚。杨海英的母亲板瓦尔按照蒙古民族相互济助的传统习俗，满心悲怆地接待来自各地的同胞过路人。
五岁的小男孩不仅亲眼目睹了众多同族人的无妄之灾，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也是内蒙文革的受害者。杨海英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划分成“剥削阶级牧主”，因恐惧被逮捕入狱而逃亡。高龄的祖母被揪去日夜接受“群专批斗”。母亲和幼小的他被驱赶出家门，寄身于破旧的仓廪，甚至被剥夺游牧民族的基本生存权——放牧牲畜。
正如米沃什的诗句：“我怎能生活在这个国家/ 在那里脚会踢到 /亲人未曾掩埋的尸骨？”从小就成为民族与政治双重的贱民，杨海英深感人为刀俎，蒙古人就像是待宰的“春天的羊羔”。1989年3月他赴日本留学，毕业于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综合研究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从2004年起，杨海英在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任教授，主要研究蒙古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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