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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不同是自由发言。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分三次召开，就文艺的立场、态度、对象、材料、生活、学习等六个问题畅所欲言，先后发言约四十多人次。
第一次会议就爆发了激烈争论，在毛泽东的提议和丁玲的鼓动下，萧军首先开炮，捋起衣袖讲了约三刻钟。他宣称：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还宣布要继马、恩、列、斯、毛之后，做“老子天下第六”。他自称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表示要用自己的一支笔，监督国共两个党。“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胡乔木起而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双方当场争执了两个回合。会后毛泽东请胡乔木吃饭，祝贺他开展斗争。（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第二次会议上激辩再起，萧军继续放言：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我觉得你们的整风是“露淫狂”。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他对整风能否整得好表示怀疑。胡乔木、吴亮平等群起驳之，罗烽则力挺萧军。双方唇枪舌剑，旗帜鲜明。会场气氛活跃，吴亮平、欧阳山均因发言太长被轰下台来，张庚还公开表示：我也不赞成主席的有些意见，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礼贤下士，不仅邀请了两派不同观点的文化人，还允许萧军等人唱对台戏，当面颇有“雅量”，算账留待秋后。1953年北京开会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梁漱溟又想唱一出对台戏，毛泽东立时变得忍无可忍。到1957年翻手整风、覆手反右之后，对台戏已成绝响。
2014年北京文艺座谈会，按“政治正确”的标准遴选与会者，发言者依官会传统念稿，同声合唱主旋律。
中断外访飞奔赴会的作协主席铁凝深情地说，归途中想起了七十二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中央召开这样一个文艺座谈会，对于激励和引导全国文艺工作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事业中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自称部队文艺“老兵”的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阎肃，发言壮怀激烈：“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所以，我、我们心中常念叨的就是6个字：‘正能量、接地气’，在部队来说就是有兵味战味！”（新华网：《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言摘编》）这番永远定格于战争年代的豪言壮语，当场荣获总书记点赞。
其他与会者的格式化发言，中规中矩各守本分。会后冒出的花边新闻，或自阉，或自恋，或兼而有之。如1989年发表“去国声明”出走，迷途知返又发“归国声明”的画家范曾，与会后率拥趸创作了九首七律，唱出“皇图八万沐初阳，耸嶽奔川隱佛香”“一代天骄承大梦，千秋伟业向康庄”的颂圣乐章，俨然以诗劝进。受到“习大大”勉励的周小平则发文抒怀，自称“我待祖国如暖男”，还大胆僭越，独家传达了几段新华社通稿以外的最高指示。无缘与会的小品演员赵本山，自称学习讲话后“激动得睡不着觉”，被网友讥为“吓得睡不着觉”。
延安自由随意的会风，今日已无从奢望。从在野党到执政党，从群言堂到一言堂，会风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历史地位：政治意义重于文化意义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走上党内神坛的第一步。毛泽东从洛甫（张闻天）手中夺走了其分管的意识形态大权，接下来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总学委）架空了政治局和书记处，利用对“教条主义”（王明）和“经验主义”（周恩来）的清算斗争，震慑了整个党内高层；又假手康生，以“抢救运动”的恐怖整肃，驯服了党内中下层。在刘少奇的合作下，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为框架，将“毛泽东主义”奉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后为避免斯大林不悦，改称“毛泽东思想”）；又在胡乔木等人的配合下，以《联共（布）党史》为样板，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正中共党史（按：若论“历史虚无主义”，毛氏才是鼻祖）。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将王明等“国际派”钉上了党史耻辱柱。在同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党的集体领导格局寿终正寝，最终确立了毛泽东不容挑战的领袖地位。
延安整风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始版本。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连收音机都未普及，仅有壁报、书报纸媒和一万多读者（根据毛泽东的统计），闭塞的环境成为造神的道场。闭关锁国的 1950-1970年代，意识形态一元化得力于资讯的垄断，造神运动曾一度登峰造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神圣的光环才逐渐消褪。自延安时代开始的文艺繁荣神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只剩下八个样板戏……
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显然缺乏可持续性；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化，使思想掌控变成一种西西弗式的无效劳作。从延安到北京，展示意识形态权杖的文艺座谈会，政治意义重于文化意义，有文化史上的研究价值而难言文化价值。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描述了一种政治祭祀仪轨：“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这种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然而历史环境变了，无论是有请马克思加秦始皇，还是有请马克思加孔夫子，降神咒语均已失灵。历史的衣冠道具可以仿造，但很难复制出新的毛泽东。
本文写作参阅的著述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谢觉哉日记》、《萧军日记》、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连动的来龙去脉》、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等。
章立凡是中国近代史学家，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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