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聚餐会上的即席发言

（杜按：我在9月7日参加了一个新老朋友的聚餐会，应邀作了一个即席发言。过了几天，有一位与会朋友建议我把发言整理成文章。于是我根据回忆，以发言内容为基础，加以补充，完成此文。）

今天来到这里，看到许多老朋友新朋友，非常高兴。这些年朋友们谈天，往往离不开时局，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大家都关心国家的前途。我现在就谈谈我对时局的一些看法。

对于当前的时局，我的心情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亦喜亦忧——喜中有忧，忧中有喜，但总的说来是忧大于喜，对时局的发展形势不抱乐观。

喜的是反腐败雷厉风行，揪出了四十多名副部长以上的老虎，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广大民众无不拍手称快。此外，在经济体制、行政体制、财税体制、司法体制等方面，都有一些可喜的改革动向；在民生问题上，对于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分配制度、入学就业等老大难问题，也开始有不同程度的改革；有些沉冤多年的假案错案正在重新审理或公开平反；在国际活动和对外交往方面，颇有些可圈可点的新作风、新面貌。如此等等，都得到人们的赞赏与拥护。

但就在各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阴影下，潜伏着前景叵测的危机。拿反腐败来说，轰轰烈烈地进行了这么久，惊心动魄，打了多少老虎苍蝇，却没有一个是坦白自首的。遍地贪官，没有一个肯缴械投降。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些贪官都有侥幸心理。他们认为，官场上贪污犯多的是，反贪未必会反到我的头上；如果自首，即使获得从轻处理，也将名利尽失。所以，都惴惴不安地心存观望。这种心理反映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贪官面广数多，语云：“法不责众”，贪官成众，就很难都依法处置。这是许多贪官心存侥幸的客观依据。这个事实使反腐败工作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难题：如果继续高歌猛进，乘胜追击，彻底清理官场的贪污劣迹，势必波及多数官员，造成机关瘫痪、无人工作的局面；如果中途刹车，或者只是有选择地反，放过一些虎豹豺狼，那么，不但反腐败的豪言壮语落空，失信于民，而且除恶不尽，养痈遗患，甚至有可能引起已打未打的虎豹豺狼的反扑。因此，是否能做到既使反腐败获得最大的成果，又能把副作用降低到最小的程度，确实令人担心。

反腐败的隐忧特别表现在对腐败产生根源的清除不力上。人们都知道反腐败是治标之举，治本之策在于铲除产生腐败的根源，堵住贪污的漏洞。腐败的根源在哪里？在于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与监督，权大于法，党大于法。这个问题不解决，腐败就有了孳生园地，源源不断，随反随生，反之不尽。现在虽然有些具体措施，如发布八条规定，减少审批事项，修订某些法规条例，等等，但都仍在治标的范围内，没有触及制约与监督权力的根本制度。

在周永康的问题上，突出地表现出反腐败的隐忧。从迄今公开的材料来看，有关部门只清查他违法违纪的贪污腐败行为，但对他在政治领域的腐败，如借维稳之名，滥用权力，迫害维权的访民和律师，镇压异见人士和练功者，等等，却讳莫如深。不但没有清查，反而继承了他的种种做法，以致在反腐败的同时，又继续着政法领域的腐败。

这是喜中之忧，反腐败的胜利进军中隐含着的危机。

在时局中最值得忧虑的是：在经济迅速发展、军力日益增强的同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却依然继承着前三十年的错误路线。例如，根据人民民主专政的指导思想，将一些忧国忧民、关怀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有识之士列为专政对象，跟踪监控，甚至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扰乱公共秩序”、“聚众寻衅滋事”等罪名，把他们判刑入狱。民间出现的一些抗争或异见，往往毫无根据地归因于“境外敌对势力”，为迫害制造借口。又如，至今没有按照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实现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民间不能办报办刊，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文章不能发表，书籍不能出版；在香港、台湾等地出版的书籍、杂志被列为禁书，不能进口，不能销售。集会结社，就更加犯忌了，连我们一些老人相聚在一起喝喝茶，谈谈天，也一次一次地遭到干扰、约谈、监控。尤为严重而荒唐的是，竟然发布正式文件，禁止宣传、讨论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公民社会等等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连祸国殃民、造成巨大社会创伤的历次政治运动，都不许回顾、反思，拒绝从这些历史性的错误中接受应有的教训。

这个错误路线的总纲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在1979年3月为阻遏思想解放的洪流而提出来的。当时，胡耀邦主持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叶剑英倡导召开的理论务虚会，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党内外精英批毛批一党专政，探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成为一时的社会思想趋向，这就引起了专制主义维护者胡乔木等人的恐慌，他们鼓动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关闭了思想解放的闸门，捍卫了专制制度。

十八大提出12条核心价值观，基本上都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理念，其中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更为人们所期盼，但它们都被冠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多次说他没有搞清楚，现在搞清楚了没有？未必！没有搞清楚的东西却要坚持，要自信，还要把这些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化：社会主义富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义自由，等等，多么荒诞！

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来，许多理论家都自以为是地对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解释，有的把社会主义的特征概括为4条5条，有的概括为6条7 条，不尽相同，但有两条是每篇文章都少不了提到的，那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被许多文章谈及。这三条加上社会主义本身，正好是四项基本原则。而四项基本原则从邓小平提出到现在，实际上都充当着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专制制度的保卫者。核心价值观被加上社会主义的衔头，处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势必同空洞的老调混为一谈，陷于不伦不类的境地，无助于社会文明的建设。

四项基本原则来源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隐伏的专制主义原素，是毛泽东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拒绝改革政治体制，就是坚持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维护并巩固专制主义统治。这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的隐忧。

十八大后，随着经济和军事的迅速发展，反腐败的胜利进军，以及三中全会“60条”的发布，对当局有所期待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认识到坚持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本质，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民主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两股日益壮大的社会力量，将会从不同的方向，推进改革的全面深化，直到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这个前景虽然还很遥远，但它的趋势还是可以捉摸的。这是隐忧中的亮点，可以说是忧中之喜。

我在前面说过，我对时局的心情是忧大于喜，不抱乐观，这是就国家发展的近景来说的。但是我深信，封建专制的社会遗存必然将被民主自由所取代，这是不可违抗的历史规律。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会有漩涡，有逆流，但总的趋势是走向文明，走向进步。我已年过八旬，看不到历史长河奔腾向前的壮丽前景，却仍然为这个光明的前景而欢欣鼓舞，并且乐于融入改革和民主的洪流，为争取实现这个前景而奉献自己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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