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周二，当一次重要的中美互联网大会在华盛顿召开时，中国共产党一名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年官员将与众多科技行业高管、美国官员和网络名人汇聚一堂。
这名官员名叫鲁炜，或许看起来与这里格格不入，实际上却肯定会引起关注。作为中国互联网监管领域的新领导，他是美国互联网企业进入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的掌门人，也是强硬的新网络政策的代表。在这项新政策中，中国宣称自己有权屏蔽网站、审查内容，以及追踪境内用户的活动。
对美国人而言，这可能意味着微妙地走钢丝。但是对于鲁炜来说，这是他发挥的时刻，而那些认识他的人也认为，他会充分利用这一机遇。
54岁的鲁炜习惯发表充满套话的枯燥演讲，与那些创建了网络行业的新一代商人迥然不同。然而，他负责监管这一行业，并与这些人进行着频繁的斗争。
不过，在升任中国互联网掌门人的过程中，他展现出了对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力量拥有精准的认识，同时也证明了自己擅长一门历史更悠久的艺术——通过操纵舆论来使共产党获益。
鲁炜在2013年接管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并于今年5月成为以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首的一个权力很大的互联网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自那以后，他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网络审查的力度，而它原本就是世界上最繁复的网络审查制度。
通过在一系列私人会议上发布严厉警告，以及发起严格限制一些人网上账户的行动——已导致一位网络名人被捕——他给中国相对自由的社交媒体上的活跃人物套上了枷锁。在他的监管下，政府加大了屏蔽国外网站的力度，并颁布了新的规定，限制社交媒体上的分享功能，加强对流行视频网站的审查。
今年6月，在伦敦的一次贸易会议上，他理直气壮地为中国需要进行更严格的网络控制进行辩护。10月，在北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又直白地表示，Facebook不能指望在中国不受限制的运营。
“我既没有说它不可以进入中国，也没有说它可以进入中国，”鲁炜称。“外国互联网企业进入中国，我们的底线就是要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我们现在不能允许的是，既占了中国市场，挣了中国的钱，还来伤害中国。”
上个月，他爱发声、说话直、好热闹的风格在主办中国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时显露无疑。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政界人士、国内顶尖互联网企业的负责人，以及许多西方大型科技公司的高管。
会议在以白墙建筑为特色的水乡乌镇召开。他与一位古巴电信官员一起抽雪茄，穿着运动服在乌镇快走运动，还为了火速赶往邻近的杭州市迎接总理李克强而取消了一次演讲。
曾与鲁炜见面的一个人说，“他扎下了帐篷，试图让每个人都进来。”
“他非常自信，是个明确无误的政客，”此人表示。因为与鲁炜会面属于私密性质，他不愿公布身份。“他吸烟、喝酒、睡得晚、起得早，是个工作狂。他就像马戏团的总指挥，想要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同时处理无数事情，而且他对此相当擅长。”
鲁炜还传达了一条信息，预计那些本周在华盛顿出席中美互联网论坛的人也将会听到。他反复呼吁，在互联网方面“尊重国家主权”，声称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意愿，管理境内的网络。
这个立场与人权组织和商业利益团体所宣扬的观点产生了冲突。前者认为，自由的网络表达是一项基本权利，而后者呼吁，互联网和科技企业应该享有平等的市场机遇。
职业生涯的早期，鲁炜曾在官方媒体新华社的广西分社担任社长。在这个职位上，他善于表现的天赋引起了北京总部的注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外出的领导抵达机场时，他会确保有一辆公务车到飞机的舷梯下迎接。
不久，他先后升任新华社的秘书长和副社长。2011年，他被提拔为北京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
在那里，他开始阐述自己对互联网的看法。2010年7月，他在共产党的理论刊物《求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中国应该加强对信息通过互联网等新技术进行国际传播的控制。
在解释了“虚假、歪曲的信息，会误导资本、扰乱市场”后，他还表示，“没有信息安全，就没有交易安全，就没有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也就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安全。”
这篇文章一定程度上点明了后来在中国领导层当中不断蔓延的一种忧虑：社交媒体拥有动摇政府的潜质。当年晚些时候爆发的“阿拉伯之春”提供了具体的例子。
2011年，有关温州动车相撞事故的报道扩散开来，表明中国的社交媒体能够避开本国的审查制度。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前承包商雇员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泄露了美国政府的监控项目，揭示出中国等国家非常容易遭到网络窃听。
去年，仍在北京市政府任职的鲁炜敦促该市六万名宣传官员更好地利用微博等社交媒体。新华社报道，鲁炜建议大家“看微博，开微博、发微博，研究微博。”
“鲁炜是合适的人选，在适当的时候担起了合适的职位，”牛津大学的研究学者罗希尔·克里米尔斯(Rogier Creemers)说。“掌管宣传部门的传统官员有点太守旧。他们需要的是懂得自己在谈些什么的聪明人。突然之间，有人公开表明态度，展现出他了解网络和社交媒体，以及它在国际社会的发展动态。”
执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时，鲁炜面临的第一轮挑战中，就包括对中国拘束较少的社交媒体进行管控。他多次在北京的奢华餐厅宴请社交媒体中的知名人士，并让这些活动获得了广泛报道。这些人俗称“大V”，得名于账户经过认证。其中一些人拥有成百上千万的关注者，已展现出能将强制拆迁和环境问题等敏感话题转变成令共产党不快的全国性讨论的本事。
鲁炜警告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后来，他又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中直白地要求八名知名网友发布更加积极的内容。
过不了多久，知名大V、美籍商人薛必群(Charles Xue)因为嫖娼的指控被关押了八个月。不过，官方媒体的一系列报道几乎毫无疑问地表明，是他的网络言论激怒了政府。
通过关停账户或限制账户功能，鲁炜清除了部分大V。在与其他一些大V共进晚餐时，他告知了进一步的后果，威胁的意味显而易见。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的最高法院去年裁定，帖子被转发500次以上，就可以追究原作者可能涉及的法律责任，而鲁炜是这一规定的幕后策划者。鉴于散播虚假传言属于犯罪行为，该规定意味着，任何人发布传播较广但却具有破坏性的帖子，均将承担责任，面临牢狱之灾。
分析人士表示，此类举措引起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注意，让他当上了新组建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该小组由习近平亲自牵头，负责加大网络管控力度，加强对外国网络攻击的防范，以及研发新技术。
分析人士称，这个小组计划制定一份政策文件。文件将力求平衡，既能满足政府进一步审查国内社交媒体并封锁外国网站的需要，又能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开放空间。
记者给鲁炜办公室发送了传真就本文寻求评论，但没有收到回复。他目前着眼于一个更大的目标：在国际网络监管方面，为中国赢得举足轻重的话语权。他主办乌镇会议主要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华盛顿，他也很可能大谈这一问题。
然而，在乌镇会议中，他遭遇了必须诉诸外交手腕而不是政府的高压手段的时刻。这说明了他的方法存在局限性。
在最后一晚的深夜，一份声明草案被塞入了与会者所在房间的门缝里，其中呼吁尊重各国的网络主权。文件称，提交反馈及修改意见的截止时间为上午8点。这似乎是为了让它赶在最后时刻获得通过。
一名与会人员表示，在第二天举行的闭门会议中，几名西方代表提出了抗议，但鲁炜坚称，一些与会者赞同这一文件，因此这应该被视为共识。由于会议属于私密性质，此人要求不具名。
进一步的讨论并没有达成一致，鲁炜出了名的争强好胜此时现出了端倪。他拒绝妥协，在没有达成自己期望的闭幕声明的情况下，离开了会议现场。
“会上气氛非常紧张，”上述与会人员表示。“他站起来，直接走了出去，说是自己还有其他会要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