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走向“宪政”的第一难关即是要求“打开言禁”

——而为中国天下设下“言禁”的始作俑者，正是被中国统治者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和“万世师表”的孔丘

——今天的中国人要求回归“尊孔”去寻找“宪政”的国家梦想

——如此“尊孔”的中国人还是正常“人”吗？他们是精神病患者！还是骗子？

黎 鸣

在中国的天下，真正为中国人设定了“言禁”的最著名的古代历史事件，即是孔丘杀害少正卯。为什么？因为孔丘为谋杀少正卯提供了五条罪状，这五条罪状的每一条都指向了中国“天下”必须实行“言禁”的“证言”。因此，这“五条罪状”，就已经指证了孔丘，是在中国天下实施“言禁”的始作俑者的最重要的历史“证据”。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再也没有任何其他比这更“铁”的证据，能够否证孔丘不是中国天下“言禁”的“始作俑者”了。

孔丘为杀害少正卯所提供的这五条罪状是什么呢？

第一条：心达而险；第二条：行辟而坚；第三条：言伪而辩；第四条：记丑而博；第五条：顺非而泽。在孔丘看来，这五条，其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判定：少正卯该杀。

第一条，其实说的是思想自由的危险，为了堵住这种危险思想的表达，必须“禁言”；

第二条，说的是行为邪辟而意志坚强，为了堵住这种行为的蔓延，必须“禁言”；

第三条，说的是言论伪装而善辩，为了堵住这种善辩者歪论的宣传，必须“禁言”；

第四条，说的是专门记录丑闻，挑唆、蛊惑民众，故必须“禁言”；

第五条，说的是专门赞扬挑拨是非者，为防止挑拨者的得逞，故依然必须“禁言”。

在中国的历史上，所有的统治者们，正是赞同了孔丘的这五条必须“禁言”的证言，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中，统治者们整整实施了两千多年的“天下言禁”，这种“言禁”的传统一直坚持到了２１世纪的今天而不止。虽然在今天的中国，台湾地区已经打开了“言禁”，但是在中国大陆，依然在实施不言而喻的“言禁”，即所谓的“新闻不自由”、“言论不自由”、“出版不自由”，等等等等，这实质上即是中国“天下言禁”由来已久的传统，这种传统，即来自孔丘的对于必须“禁言”的“五条证言”的始作俑，而孔丘则是要求实施天下“禁言”的“当仁不让”的中国最著名、最有权威的“始作俑者”。

最初蒋经国国民党的台湾走向“宪政”的两条最明确的措施，即是打开“两禁”，一为打开“言禁”或谓“报禁”，一为打开“党禁”。而关于坚持“党禁”，其实也同样可以在孔儒的《论语》之中找到证据：孔丘的“君子”是必须做到“不群不党”的，只有小人才是“党同伐异”的坏人。所以，孔丘明显是“党禁”的拥护者。只不过话得说回来，孔丘之所以拥护“党禁”，主要在坚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亲亲尊尊”之“礼乐”，而不是在坚持人人平等的“真理”。因为在孔丘看来，有“君”的地方是绝对不允许有“党”的。这里的“党”是指“乡党”，指过去地方势力的派别，而不是指今天的“政党”。

大家可以看到，孔丘绝对是反对打开“言禁”，而更甚至同样也反对打开“党禁”的最顽固的中国传统政治的拥护者。非常奇怪的是，今天中国的一些所谓坚持“自由主义”的文人们，居然要求“尊孔”，要求回到中国古代儒家的儒学，更称之为中国人的“国学”，以此而去追寻今天中国国家梦想的“宪政”。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精神确实“无知”到有病，那么即可以肯定，他们或许更应该是一群政治文化“骗子”。

理由很简单：孔丘，确实就是中国天下实施“言禁”的最古老、最著名、最有权威的始作俑者。然而要求到中国天下“言禁”的始作俑者的“学说”之中去寻找打开“言禁”的“宪政”，这种最起码的精神病态，但凡心灵正常一点的人们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除非是一群非常可恶的政治文化骗子。我的亲们，你们可不能再受骗了！（2014,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