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正确宣传领导人是对的，但把领导人宣传到个人崇拜的程度，那就错了。
    
    中国的事，就是说不清楚。讲了民主这么些年，反对个人崇拜这么些年，结果是民主没来，个人崇拜却又沉渣泛起。于是人们看到，歌颂习大大彭麻麻的歌出现了，宇宙真理出现了，宣传习大大的宣传画册出现了，为习大大唱赞歌的文章和书也出现了，研究中国梦的协会和组织也出现了。
    
    不可否认，正确宣传领导人是对的，但把领导人宣传到个人崇拜的程度，那就错了。现在，几乎政治的每一个角落，都出现了个人崇拜的身影。人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在哪？
    
    第一，封建专制阴魂不散。中国封建专制两千年，封建专制思想影响深远。在专制社会，每一个人都是臣民和奴才，都需要沐浴皇帝的恩泽，臣民与奴才都需要谢主龙恩，都希望吾皇万岁万万岁。家国天下不分，朝廷即是家，也是国。离开了圣上，离开了主子，臣民就失去了灵魂，臣民与奴才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皇帝。
    
    第二，文革没有得到彻底清算。1949年之后，毛泽东一直主张个人崇拜，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高潮。在文革中，就连毛泽东自己都说，马克思需要崇拜，不崇拜不得了，毛泽东这样说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对毛泽东进行崇拜。文革把毛泽东说成是「四个伟大」，人们唱语录歌，跳忠字舞，高喊毛主席万见、万寿无疆。
    
    文革既是封建专制主义的顶峰，也是极权主义在中国的表现。一个灵魂被清洗的民族，肉体上跪着，精神上也跪着，灵魂附在极权主义者身上，作为个体的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只有依附于极权主义者身上，才具有附着的意义。
    
    第三，长期洗脑。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现有充分证据表现，十月革命的炮并没有响，但十月革命确实发生了。十月革命并没有给中国带来马克思主义，而是带来了列宁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列宁主义的革命是建立经济落后的非资本主义之上的。
    
    列宁主义的革命需要的革命家，需要的是领袖。列宁的革命，夸大了领袖的作用，使领袖置于阶级之上、政党之上，到斯大林时期夸大领袖的作用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苏联编写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成为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官员的必读书，这本书不但颠倒黑白，而且特殊强调领袖的作用，夸大领袖在历史中的重大意义，为斯大林树碑立传。这种教育，无疑对领导干部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第四，官员默许。如果最高统治者自觉地抵制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即使有市场，也不能成为社会的常态，也不会让政治变态。如果最高统治者对此不闻不问，甚至默许和纵容，如果一大批官员配合个人崇拜的宣传，那么个人崇拜特殊容易滋长和蔓延。阿克顿说，凡政治家皆为大恶之人，就是因为权力具有本能的扩权冲动，且不可遏制。权力扩张的内在冲动需要个人崇拜，二者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推动权力扩张内冲动外化为现实。
    
    第五，社会底层没有充分享受改革红利。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三十年，更是两极分化的三十年。改革的红利只有极少数人获得，而极少数人又主要集中在红二代身上，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合法性变成经济绩效保政权的合法性，而没有由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为选举里出政权的合法性。
    
    与选举里面出政权的合法性相比较而方，经济绩效出的合法性是极其不稳定的。比如台湾国民党经济绩效的合法性并没有给国民党执政的稳定性和长久性，何况大陆经济绩效并没有给普通人带来更多的红利。这就容易使社会底层产生绝望情绪，社会底层又没有特殊的能力去拯救自己，他们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去拯救他们，从上面恩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比如毛左底层社会群体就通过怀念毛泽东的方式诉求平等，诉求能给他们平等的政治精英人物，一旦他们感觉找到了这样的人物，立即跪服于此人之下。
    
    第六，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及时跟进。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是宪政民主的，才能防止个人专制，使个人崇拜失去存在政治前提和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间里，政治体制改与不改，民主的目标都是清晰可见，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强调了民主的前提与基础作用。尽管民主的内涵并不清楚，选举制与议会制的民主中介原则还不明确，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激进民粹主义具有广泛的市场，也构成合法性的组成部分。十八大之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发生的实质性的转向，民主目标被淡化，法治宣传被强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变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目标的转向伴随着个人集权的强化，从而为个人崇拜提供了制度性土壤。
    
    第七，反腐败催生斯德哥尔摩症。百度词条上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反腐败者不是犯罪者，是打击犯罪者，民众也不是犯罪者的人质。民众的人质性心理却是客观存在的。民众与官员都是体制的受害者，官员腐败者反腐败，仍然在民众那里获得广泛的认同。民众一方面支持腐败，另一方面一旦得到腐败的机会，也搞腐败，腐败已经融入民众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中。他们与腐败者同呼息，共命运。只要腐败者反腐败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只要反腐败者具有足够的能力，个人崇拜就不可避免。
    
    第八，公平正义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以罗尔斯的观点视之，公民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包括自由、平等。平等是自由的平等和平等的自由，平等是给社会最少受益者以应有的尊严。自由主义地自由中寻求平等，社会主义在奴役中寻求平等。但要追求公平正义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追求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而非追求政治平等和法治平等，那么就必然走向通往奴役之路。通往奴役之路是由极权主义铺就的，当人们的吃穿住行都是能极权主义者恩赐的时候，人们不但会放弃抵抗，而且还会为极权主义者歌功颂德。这种壮观的场景，人们已经在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朝鲜金家身上看得极为清楚。如果一方面强调公平正义比太阳更有光辉，另一方面却使公平正义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在平等中抽干自由的元素，在平等中过于强调经济平等，经济平等就必然与极权主义为伴，个人崇拜就会重演。
    
    造成个人崇拜有制度原因，也有社会心理原因，也有个人原因。其中，制度是决定性因素，没有制造个人崇拜的体制，也会有个人崇拜，人们的崇拜具有多元化特点，且互相制衡和平衡，对社会危害并不大。一旦制度造就了个人崇拜，权力就会无限扩张，自由就会破坏，政治就失去了纠错机制，权力就在笼子之外横行。其危害程度与文革相比，并不过分。
    
    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