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如此之多的中国文人们陷在“尊孔读经学儒”的古老的“酱缸”之中不可自拔，我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内心痛楚。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们的迷恋“孔儒”的情结，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中国人整体的精神“病态”。正是这种“病态”的不断地延续，使得中国人的历史始终都只能陷入停滞不前的严重的“病态”黑暗之中。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完全“病态”黑暗的历史。正是孔儒“文化”的“病态”之“因”，造成了中国历史始终停滞不前的“病态”之“果”。中国人如果还仍旧看不到这一点，还依然顽固地坚持这种孔儒“病态”的“文化”，实质上即整体中国人的精神陷入了严重的“病态”。如此“病态”的孔儒“文化”，“病态”的中国人的“精神”，“病态”中国人黑暗的“历史”，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中国人永远都难以获得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和进步的巨大历史的恶性循环。

我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尽可能地在我的大量的著述之中表达了我的忧虑，但却得不到广大的中国文人朋友们的丝毫的响应，他们还仍旧沉迷于孔儒“文化”的“酱缸”之中而完全不能自拔。这不能不使我想到了古代的老子，他的情景与我相似，他的《道德经》完全都是在揭露古代儒家“礼乐”罪恶的欺骗性和对于天下百姓的严重的危害性。整部《道德经》都是在于从“道德”观念的基础上，更是从最全面的全息逻辑的理论基础上证明：“夫礼”，必然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最重要的道理。可是，老子的全部理论性的努力，看来，均只能是对牛弹琴，不仅没有或不可能唤起中国文人们的响应，而且还更遭到了孔儒文人们的大量的歪曲，文人们把他视为“出世”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玄说”的典型。诚如老子所深深悲叹的：“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真是多么地悲哀啊，悲哀啊，悲哀啊！

老子的批儒、批礼，费尽心思地写下了“五千言”，而我的批孔、批儒、批礼，更是坚持了四十多年不懈的努力，写下了远超过“五百万言”以上乃至上千万的文字。看来结果全都一样，仍旧是中国文人们的无动于衷，而“中国”的这架停滞了两千多年的“不动机”，也依然是纹丝不动，如此情景怎么可能让我不动容，不悲愤，不痛心？

中国文人们说我“不懂儒（家、学、教）”，如此一盘散沙的“儒”还需要人们去“懂”吗？请问，究竟什么才能叫做需要去“懂”的东西呢？有道理、有结构、有程序、有功能、有系统、有真理、有规律、有逻辑、有生命、有智慧的东西才能够叫做需要去“懂”的东西啊，可是无论古代的“儒”，还是孔丘的“儒”，还是近代更新的“儒”，它们能够具有这一切吗？它们本身就是只为了维护传统“礼乐”政治的永远“人人不平等”的“官本位”的政治统治的无限延续，而毫无任何真理、毫无任何规律、毫无任何逻辑可言的一堆垃圾呀，纯粹就是“一盘散沙”呀。

非常可悲的是，中国的文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于在这堆垃圾和这盘散沙之中生活，他们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因为他们以此而永远占据了中国“天下”的“中产”阶级地位，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丝毫进取之心，而惟一想要进取的就是他们个人的想要“当官”，甚或想要当“皇帝”。对于如此一群孔儒子孙所组成的中国广大的文人们，老子早就已经哀叹了，我也同样只能哀叹了。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已经陈述了我的观点：与其说中国的历史，坏在了历朝历代贪婪、凶残、腐化的处于极少数地位的统治者们的手中，不如说更坏在了处于广大的中产阶级地位的事实上完全“无道、无德、无知、无能、无用、无耻”的中国的文人们的手中。今天的中国，依然是如此。

在中国，究竟谁是始终都在顽固地坚持孔儒腐朽而“病态”的“文化传统”的中坚呢？正就是这一大群处于极少数统治者与广大的老百姓之间的中层地位的具有大量人数的中国的文人们啦！正是他们，完全把握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非常腐朽而“病态”的历史大方向和命运啊！而统治者们，不过是乐观其成罢了，或甚至是对于尚存在的少数不安分的有所觉悟的文人们不时地加以敲打，甚或加以虐杀，以示杀鸡儆猴而已。正是因此，在中国的每朝每代，都会发生大大小小非常残忍的“以言论罪”、“文字狱”，不断地制造恐怖死亡的气氛，以至更扩大和加深了“尊孔读经学儒”（奴性）精神“病态”的传统。

今天的中国如何？完全可以进行调查，究竟是谁在那里拼命地要求坚持孔儒的文化传统？是那些上层中共的官员，还是那些事实上大量无知的中国文人？显然仍旧是后者呀。同样是文人，真正觉醒了的仍旧是极少数。近代至少有三位觉醒的文人值得大家关注，他们的著作分别深深揭露了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严重的“病态”。他们是李宗吾、鲁迅和柏杨。李宗吾写作了《厚黑学》，鲁迅写作了《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柏杨写作了《丑陋的中国人》。他们的著名的观点是：中国的政治历史是严重地“厚黑”，中国的经济历史是严重地“吃人”，中国的“文化”历史其实是一座巨大而腐朽的“酱缸”，中国人（文化的品行）是严重地“丑陋”。

我的著作《三问》（《问人性》、《问天命》和《问历史》），特别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基本上是在老子《道德经》的全息逻辑的理论基础上对中国问题进行全面的总结，也可以说是在全面、彻底、整体的意义上，分析、归纳和综合了上述三位的论述。我得出的结论即是今天文章的标题：两千多年来的全部中国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严重地反映了中国人生存的全方位（政治、经济、文化）的精神“病态”史。造成中国人这种全方位的严重精神“病态”历史的根源，即在中国人所始终坚持的孔丘及其儒家实质上完全精神“病态”的“文化”，这种精神“病态”的孔儒“文化”实质上是中国古代（礼乐）“政治”的严重“病态”的恶果。坚持孔儒“文化”传统，实质上即是坚持古代（礼乐）“政治”的“体制”传统。这种完全“官本位”的政治体制彻底地排除了中国人对于人类全面精神的追求：真理（自然规律）的追求、真知（自主规律）的追求、真成（诚）（自由逻辑规律）的追求。两千多年来“尊孔读经学儒”的中国人，事实上早就已经完全丧失了这几乎所有人类精神的追求。这其实就是中国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精神“病态”的总的根源。

我很遗憾，今天的不少的中国文人们，居然就看不到这种严重匮乏了全部人类精神追求的孔丘及其儒家的“传统文化”的严重的精神“病态”：没有真理的信仰精神、没有真知规律的求知精神、没有真诚（成）的自由逻辑规律的追求精神。我请问所有今天仍旧顽固坚持孔儒“文化传统”的文人们，造成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国家，完全丧失了真理的信仰精神、完全丧失了规律真知的求知精神、完全丧失了逻辑真诚（成）自由的追求精神的中国人的孔儒的“传统文化”，算不算是严重的精神“病态”？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传统精神“病态”的“文化”，不断地制造了中国严重精神“病态”的人，不断地制造了中国严重精神“病态”的历史，不断地制造了中国人的严重精神“病态”的国家，这个所谓的儒家“传统文化”，才真正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历史，之所以会始终都只能停滞了自己发展前进步伐的最根本的原因啦！（2014,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