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兼任资深研究员 孔杰荣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近日，美国总统巴拉克o奥巴马宣布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这 份颇有争议的协议带来了双重意外。在几乎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尤其是经历过去多次挫折之后，这一姗姗来迟但却万众期待的成就终将被实现。而在几小时之 内，这场国际关系上的地震就带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余震。诸多长期饱受磨难的英勇的古巴人权活动家冒着被进一步迫害的风险，抗议美国这份邦交“正常化”决 定，因为它没有以卡斯特罗独裁政权承诺释放所有政治异见人士、赋予人民民主自由为前提。

为渲染华府在获取古巴政府改善人权承诺方面的失败，一些人权活动家选择继续激怒古巴当局。在获得上述承诺之前，他们希望阻止美国政府按计划消除目前存在于美古贸易、投资、旅游、文化、教育和体育交流之间的障碍。

他 们害怕的是，虽然为时或晚，但卡斯特罗政权已经像很早前的越南一样，从中国身上学到了一点，那就是一个圆滑的共产主义政府可以通过与世界领先资本主义国家 进行商业及其他形式的合作，来加强对权力的掌控，它可以坐拥一切，而无需赋予人民任何可能威胁到其统治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

美古关系的进展，让美国一些资深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回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华府的关于对中政策的激烈争论。

在 1972年，尼克松总统出人意料地出访中国，打破了中美关系二十年来的僵局。但出于对国内政治斗争的警惕，尼克松并没有急于立即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他精 明地将中美建交中最棘手的问题，包括中国骇人听闻的人权问题，留到连任后解决。然而，水门事件丑闻不仅打乱了尼克松的连任计划，而且使他的继任者（杰拉尔 德o福特）忙于其他事务而无法专注于中国问题。而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最后几年的中国自身正经历着更大动荡，无暇顾及其他。

因 此，中美邦交正常化的挑战就落到了吉米o卡特的肩上。在成功战胜福特的总统竞选中，卡特强调，他将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赋予人权问题更重的砝码。然而，他当时 面临的最紧迫的中国问题却是台湾的未来。这个岛屿的法律地位将会是什么？美国将如何处理其与当时仍然控制台湾的蒋介石独裁政权“中华民国”签订的共同防御 条约？美国是否能够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与这些问题相比，大陆的人权问题就显得更加次要了。

尽管如此，一些反对中美邦交 正常化的美国人和共产主义阵营之外的中国人仍然主张，在达成共识前，美国要考虑的不仅是台湾人民的福祉，还应当包括大陆人民的自由。正如今天古巴的人权运 动家和他们的美国支持者所主张的那样，当时的这些反对者也认为，美国应当坚持要求文革后的邓小平政府明确承诺采用国际人权标准。还有人进一步提出，卡特政 府不应满足于承诺，而应等到中共政权用实际行动证明确已放弃了残酷的独裁和专制统治后，再与中国建交。虽然美国与蒋介石独裁政权长期结盟，这些反对人士主 张，美国应等到中国确实改善人权后，才对中共政府给予外交承认，作为对其人权进步的奖励，而非仅仅期待建交可以提高中国改善人权的可能性。

这种观点并非在1978年才首次提出。1933年，在富兰克林o德拉诺o罗斯福总统同意美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前，就已有人提出类似的论点。此外，在中美邦交正常化十六年后，华府与河内政府最终决定摒弃越南战争前嫌时，又有人提出了这种论点。

回顾美中邦交正常化之后的36年，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当时的反对之声？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在1978年预言，美中邦交正常化会帮助改善中国人权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们错了么？

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中，我们显然没有听到过类似于古巴人权活动家那样的对邦交正常化的批评。当然，那时普通中国人对人权问题表达关注的渠道，以及与其他国家交流的机会十分有限，而且邓小平政府向世界“开放”的政策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在 中美刚建立外交关系后的两年半里，我住在北京，在这期间频繁接触社会活动人士、知识分子、法律改革者、学者和进步政府官员。在那个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短暂 时期，我在西单民主墙前聆听了许多有胆识的演讲。社会活动人士有时会表达对美国大使馆和国务院的失望，认为他们对中国持续侵犯人权行为的抗议不够积极。但 我不记得有任何人质疑邦交正常化的可取性。

这一点到今天也没有多大改变， 虽然中国人仍然无法就许多问题自由发表意见。可悲的是，虽然中美邦交正常化促使中国在经济、社会和教育上获得了巨大进步，但中国人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仍 受到严重抑制。事实证明，习近平政府已是中国当代最为高压的政府，而且这届政府还将继续执政八年。然而，在我认识的众多中国人权活动分子中，我不认为，在 认真思考这个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实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会质疑卡特总统在中美建交决定上体现的睿智。

实现邦交正常化 之外的另一个选择，是在整个世界都渴望接纳中国的同时，继续甚至加强孤立中国的无谓努力。这种做法不太可能改善中国国内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而且绝对会 延误它在许多方面的重要发展，而正是这些发展让中国政府在政治自由化方面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并同时满足了中国人民的其他需求。

邦交正常化只是第一步，但却是建立社会运动各方力量，提升、最终实现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和其他人权的关键一步。古巴人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注：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孔杰荣(Jerome A. Cohen)为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兼任资深研究员。译者蒋超翊为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本文英 文版首发于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南华早报》）网站，本文为编辑后的中文译稿，由作者授权FT中文网发布。本文责编王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