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当中国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掌握更多权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露出自己的獠牙，向持不同政见者猛扑过去。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比中国的左派更为危险，尽管他们在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时候表现得如此哀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是伪君子，即使那些在香港新闻媒体就业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在捍卫言论自由的口号下，仍然在不断地贩卖专制主义的货色，只不过他们把专制主义涂抹上自由主义的色彩而已。揭穿中国自由主义的虚伪面纱，就是要提醒人们重新认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通过改变封建传统专制文化体系和法律制度，使自由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

　　总而言之，自由主义可以分为绝对自由主义和相对自由主义。在中国既没有绝对的自由主义也没有相对的自由主义，中国只有专制自由主义，因为中国没有自由主义产生的文化传统和法律制度体系。要想引进自由主义，必须首先改变中国的文化土壤。

　　法国漫画杂志《查理周刊》遭到恐怖主义袭击，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发表文章，沉痛悼念死难者，甚至还有一些学者发出"今夜我是查理"的声明，决心和《查理周刊》的死难者在一起。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分析，发生在法国《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从表面上来看，是恐怖分子发动的战争，但是，在本质上却反映出西方国家自由主义泛滥成灾，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分子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肆意侮辱他人的宗教和宗教领袖，如果只谴责恐怖袭击，而没有深刻反思西方自由主义者的行为，那么，很可能会出现更大规模的袭击。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对付恐怖分子的最好做法就是，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继续坚持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绝对不允许恐怖分子的阴谋得逞。按照西方一些学者的做法，对于那些彬彬有礼地、尊重他人的绅士，可以平等地进行思想的对话，但是，对于恐怖分子的挑战，只能勇敢的面对，绝对不能向后退缩。

　　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绝对自由主义，一种是相对自由主义。绝对自由主义强调自由主义的边界是不存在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在恐怖分子发动袭击或者威胁发动袭击的时候，更应该理直气壮地捍卫自由主义，不能被恐怖分子的恐吓所吓倒，而应该采取更加激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恐怖分子无计可施。绝对自由主义是建立在价值观唯一基础之上的思潮。在绝对自由主义者看来，追求共同的价值观是人类必由之路，人类文明发展具有趋同性，世界上存在着普遍的价值观，因此，在捍卫自由主义问题上不存在任何讨价还价妥协屈服的余地。西方国家可以批评咒骂侮辱或者讽刺调侃其他国家的宗教领袖，可以把任何国家的政治人物作为批评的对象。这样的自由主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

　　事实上，这样的自由主义具有极大的杀伤力。且不说当今社会的话语权和新闻舆论权掌握在西方国家的手中，仅从批评的效果来看，由于西方国家具有批评其他国家宗教领袖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而其他国家的人民没有在西方国家的刊物上作出反击的自由，因此，这样的自由主义与其说是绝对的自由主义，不如说是半导体自由主义。西方国家的绝对自由主义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其他人的价值观之上，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可以自由地批评其他种族的宗教信仰，但是，由于被批评者没有话语权，不掌握国际新闻舆论的主导权，因此，面对西方国家自由主义者的嘲讽和挖苦，他们只能保持沉默。如果采取极端的恐怖手段表达自己的愤怒，那么，就会沦为恐怖分子。可以这样说，绝对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其目的就是要确保西方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畅通无阻。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绝对的自由主义带来的不会是自由，只能是恐怖。当那些被侮辱者采取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愤怒的时候，自由主义的思潮必然会转化为现实的恐怖袭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当承认自由主义具有相对性。当人们在表达自己价值观念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他人的感受，必须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妥协对话，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自由主义变成一个充满和平色彩的国际思潮。

　　相对自由主义具有多重含义，从自由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来看，相对自由主义承认各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法律制存在差异，因此，宣扬自由主义的时候，必须照顾到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传统文化，尽可能地尊重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法律制度体系，这是思想交流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是各国和平相处的基本条件。从自由主义传播的实际效果来看，由于相对自由主义强调求同存异，因此，在自由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必须积极地吸收各国的优秀文化，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不断地充实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假如把自由主义简单理解为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或者认为自由主义就是不顾一切后果发表言论，那么，自由主义就可能会变成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就会把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强加到其他人的身上。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由主义从来都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主义。只有承认自由主义的相对性，在传播自由主义理念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法律制度体系，自由主义才能海纳百川，才能不断地巩固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石。

　　坦率地说，在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既不是绝对的自由主义，也不是相对的自由主义，中国的一些所谓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是专制自由主义者。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表面上看崇拜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并且时时处处把西方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作为自己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但是，由于他们不了解西方国家价值观的核心内涵，因此，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很容易走向极端。

　　或许是在中国传统专制文化中浸淫得太久，中国的一些所谓自由主义者在分析社会现象的时候逻辑思路十分怪异，他们一方面利用官方给他们提供的思想舆论阵地，阴阳怪气，发表一些不切实际的评论，可是另一方面，对那些反对他们意见的人缺乏最起码的尊重和包容之心。更令人感到可笑的是，中国的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生活在体制之内，他们一方面享受中国现行体制所带来的各种好处，譬如，他们可以利用中国的新闻管制制度出版自己的图书杂志，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却抱怨这样的管制给他们带来诸多不便，对于那些反对他们的文章他们毫不犹豫地拒之门外。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表现，让人啼笑皆非。

　　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普遍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试图引进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可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已经深深地烙上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烙印，在他们的骨子里充满了专制的元素，他们不愿意和那些持不同意见者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他们习惯于高高在上，利用中国的执政者给他们提供的平台指点江山，他们热衷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政府的行为指手划脚，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围攻谩骂。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表现之拙劣，世界上独一无二。

　　《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西方国家用自己的法律制度体系保护了言论自由。尽管这本刊物不断地讽刺挖苦法国的总统，但是，当他们遭受恐怖袭击之后，法国总统仍然在第一时间公开谴责恐怖袭击行为。这不是因为《查理周刊》宣扬西方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而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保护《查理周刊》的言论自由，实际上就是保护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体系，捍卫这些法律制度体系所体现出来的公民基本权利。

　　可是在我国，并没有类似于法国那样的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制度体系。虽然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自由只赋予少数新闻媒体，普通公民是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因此，要想从根本上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必须制定类似于法国那样的法律制度体系，通过约束公权力，真正把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落到实处。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居然反对制定这样的法律文件，他们认为只要充分尊重宪法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就可以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能说这些人非常虚伪，但他们的言行充分暴露出，他们一方面享受现有新闻出版管理体制所提供的各种便利，可是另一方面却不愿意让其他人享有出版自由的虚伪面目。他们害怕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新闻传播法律制度限制公权力，从而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落到实处，以至于让他们这些所谓自由主义者"南郭先生"失去表达意见的机会。

　　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进行分析和批判，实在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从本质上来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一些人之所以把自己打扮成自由主义，是想要亲近或者接近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浓妆艳抹，利用各种机会把自己塑造成自由主义者，目的是希望得到西方自由主义者的青睐。但是，由于他们不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他们更不了解西方自由主义产生的背景和思想讨论体系，因此，当他们宣扬自由主义的时候，很快露出专制主义的马脚。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非常鄙视那些在体制内的伪自由主义者，他们把自由主义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取向，因此，他们不会把自由主义当作旗帜高高举起，更不会把自由主义当作一个狼牙棒，动辄批评他人不是自由主义者。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当中国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掌握更多权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露出自己的獠牙，向持不同政见者猛扑过去。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比中国的左派更为危险，尽管他们在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时候表现得如此哀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是伪君子，即使那些在香港新闻媒体就业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在捍卫言论自由的口号下，仍然在不断地贩卖专制主义的货色，只不过他们把专制主义涂抹上自由主义的色彩而已。揭穿中国自由主义的虚伪面纱，就是要提醒人们重新认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通过改变封建传统专制文化体系和法律制度，使自由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

　　总而言之，自由主义可以分为绝对自由主义和相对自由主义。在中国既没有绝对的自由主义也没有相对的自由主义，中国只有专制自由主义，因为中国没有自由主义产生的文化传统和法律制度体系。要想引进自由主义，必须首先改变中国的文化土壤。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