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在中国，副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明确无误地谈到了言论自由在民主社会的作用。

“只有在人们能自由呼吸、自由表达、可以挑战正统观念，报纸能够报道真相而无需担心后果的地方，创造力才会蓬勃发展，”拜登在向工作、生活在中国的美国商界人士演讲时如此说道。

他做此番讲话时，正值中国政府收紧对外国新闻机构在华报道的限制；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已拒绝为二十多位《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的记者续签他们的签证，起因是他们所做的报道。他们因此有可能会在今年年底被迫离开中国。

一位高级别的美国官员公开谈及记者在中国进行全面报道所面临的职业困境，这还是第一次。

在争取媒体自由的行动中，看到白宫能站在前列是令人鼓舞的。但在号称是先进民主国家的英国，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那里的官员们或许也应该考虑一下拜登的话。（他在司法部那些大力起诉泄密者的同事，或许也该听一听，但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就在拜登做出此番评论的两天前，英国《卫报》(The Guardian)主编阿兰·拉斯布里杰(Alan Rusbridger)被迫接受英国议会一个委员会的质询，主题是《卫报》报道的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所泄露的涉及国家安全的材料。委员会非但没有问拉斯布里杰，为什么一个并非政府直接雇佣，身在夏威夷的30岁男子能够获取如此多的关键机密，反而试图对他进行恐吓，并提出问题：《卫报》与其他几家新闻机构分享了斯诺登的秘密，这样做是否已经触犯刑法。

这个负责国家安全的议会委员会似乎更关心的是忠诚而不是问责，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因为在英国法律中并没有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等同的条款。委员会里的工党(Labour Party)成员基思·瓦斯(Keith Vaz)在会议中间突然来了一句和主题无关的话：“我爱这个国家。你爱这个国家吗？”

拉斯布里杰停顿了一下，不能算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感到失望：他的公民资格竟然成了首要的考虑。

“他们会问我这个问题，我有点儿吃惊，”拉斯布里杰说， “但是，没错，我们爱国，让我们热爱的一点就包括这个国家民主的本质、言论自由的本质，以及在这个国家，我们能够讨论并报道这些问题。”他后来又补充说， “这个国家让我热爱的其中一点就是，我们有写作、报道、思考的自由，我们有一些隐私。”

在证词中，拉斯布里杰指出，包括《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和《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报纸都对泄密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它们所揭示的问题对全球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卫报》与《纽约时报》分享了从斯诺登处得到的一些材料，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马克·雷克利斯(Mark Reckless)问道，《卫报》是否应该为此受到起诉。“我想，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言论自由，”拉斯布里杰回答道。

拉斯布里杰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观点：“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美国总统要求审查与情报相关的所有问题，而那一信息只是通过报纸才进入公众的视线，那这就不言自明了，报纸做了一些监管部门没能做到的事，难道不是吗？”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使用了所谓的“国防建议通告”(Defence Advisory Notice)来通知英国的其他报纸，它不赞成继续跟进或补充《卫报》的报道。

理论上来说，我们政府的构架应该保护我们免受政府不当行为的伤害，但2001年9·11袭击事件后，安全级别的提高致使这种问责机制中出现了某种短路。这就是需要新闻媒体介入的时候，就是当中国做错事的时候，当英国动摇其立场的时候。从长远来说，透明能促使民主制度、商业发展及全体公民有着更好的发展，无论当时有多痛苦。拜登在演讲中，拉斯布里杰在证词中都提到了这一点。

“的确有一些国家，通常不是民主国家，新闻界没有报道此类问题的自由，安全部门的确会告诉编辑们该写什么，政客的确会对报纸进行审查，”拉斯布里杰说。“这不是我们生活的国家——英国。”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卫报》和《华盛顿邮报》今年6月出版了相关文章，引发了全球范围对政府监控影响的辩论，也提醒世界各地的公民，他们的私人通信往往会受到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简称NSA）的审查。自从泄露行为首次曝光以来，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披露，讲述了近来发生的侵犯隐私的行为。上周，《华盛顿邮报》披露，NSA每天收集大约50亿份有关世界各地手机位置的记录。

巴顿·格尔曼(Barton Gellman)共同撰写了这篇文章，也率先报道了《华盛顿邮报》上许多有关斯诺登材料的新闻，他这几个月以来非常忙碌。但他也的确注意到，拉斯布里杰似乎是因为专心进行新闻报道而在本周接受了审判。尽管奥巴马政府对泄密行为提起公诉的猛烈势头让人们感到不满，但要揭发令人不快的真相，美国依然是一个更好的地方。毕竟，没人曾上门来搜寻文件，并要求摧毁硬盘，而《卫报》记者就曾遭遇这样的事。

“能受到美国法律及美国在调查性报道方面的政治传统的保护，我很满意，”格尔曼通过电话表示。“这还远不完美，我们依然能看到记者因为完成工作而惹上麻烦，但我们有强有力的规范防止记者因为进行问责工作而遭到起诉。

新闻业的许多工作是“铲煤”，以满足每天燃烧不灭的新闻周期，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故事出现来，吸引世界某个角落的注意力，并为它带来巨大的、迫切需要的震动。斯诺登泄密引发的有关NSA监控项目的报道就是这样的新闻。

格尔曼表示，“有时候你非常努力，揭露出一些看似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却没有引来人们太多的兴趣。”但他表示，“这些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披露：相关部门正在草拟新法；联邦法院面临以前不可能出现的、新的法律挑战；硅谷(Silicon Valley)也在出现重大的转变，在这里，公司如今在某种程度上竞相提高其保护个人信息免受政府监控的能力。透明使之成为可能。”

周五，也就是拉斯布里杰作证的三天后，我们联系到了他。拉斯布里杰表示，英国的反应让他感到沮丧。

“我希望，显示我们所公布资料重要性的证据是极其有力的、不证自明的，”他说。“但议会似乎只非常关注细枝末节，几乎不花什么时间考虑披露引发的巨大问题。对于民主原则来说，这还不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就像拜登，以及当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指出的那样，言论自由对于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来说至关重要。无论是中国，还是英国，现在，政府应该做的，不是阻挠新闻媒体的报道，而是着手解决媒体揭露出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