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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是群体的创造，决不只是个人的创造，也不是任何个人能够创造的。既然人类历史是群体创造的，那么群体的作用将如何展示出来呢？个人，如果没有头脑，其实跟动物，跟蚂蚁没有什么差别。诗人唱道：“羊群走路靠头羊”，那么人类呢？人类走“道”靠谁呢？“靠头人”？！什么人能够成为“头人”？人类中的“头人”与羊群中的“头羊”的差别在哪里？我想，应该只能在有“头脑”的思考和没有“头脑”的思考啊。如何把有“头脑”思考的人奉上“头人”的位置，这是一种人类特有的智慧，是动物所不具备的。而在不同人类种族和民族之间的最大的差别，实际上也应该特别表现在这个方面。
人们的群体、民族、社会、国家，是如何产生他们的“头人”，也即“精神领袖”、“皇帝”、“总统”等等的呢？中国人一直到近现代，还一直崇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非常悲哀的。因为这跟“羊群”里面产生“头羊”的靠身体搏斗的法子几乎没有差别，而与人类的智慧却没有太大关系。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其实中国人的“天下”、“国家”从远古一直到今天，所使用的法子，也几乎全都是这种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法子。只不过中国人比蚂蚁、蜜蜂或许还是有了一点（善于撒谎的）“长进”，即由历来的统治者们共同推出了某种似乎能够称作“智慧”的东西来遮掩靠身体搏斗赤裸裸夺取政权的动物办法。此即后来历代中国的皇帝们借助了汉武帝的“首倡”——“独尊儒术”的法子。这个“法子”一直使用到了清代末期，甚至也使用到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之中。
惟一没有使用“独尊儒术”的“法子”的是毛泽东的共产党的政权。可是毛泽东的共产党从外国借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牌子，然而实际上靠暴力搏斗夺取政权的本质却并没有改变。非常悲哀的是，毛泽东死了之后的共产党，还又在逐渐开始把孔丘的亡灵请回来。这到底是共产党本身的意思呢，还是顽固坚守传统的中国文人们的意思呢？这值得人们从历史传统的深处去探讨。不过我要告诉大家，在中国，真正最顽固地坚守中国孔儒传统的人们，与其说是中国的统治者，莫如更应该说，是始终占据了中国中产阶级地位的中国的文人们。不过今天的文章，暂不讨论这个问题，而只讨论“独尊儒术”的历史渊源，特别是“独尊儒术”如何成为了中国历史中几乎永远的“坐标”的问题。
真要说起来，中国的人群，与西方的人群之间的巨大的差别，最关键的还真就在如何选定自己的“头人”方面的差别。西方的人群，基本上已经逐渐地离开了仅靠暴力搏斗来夺取政权的办法，他们的从暴力逐渐地走向和平地选定自己“头人”的历史，迄今至少已经具有不下五百年的时间了。严格地讲，中国人直到今天，还没有真正进入和平地选择“头人”的政治程序。甚至包括近期权力的转换，也仍旧不乏暴力威慑的影子，这从所谓“红二代”、“官二代”之类说法之中即可以明显看到。如何和平地转换权力系统，这其实已经成为了人类历史的文明智慧取得巨大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非常悲哀的是，中国人的历史严重地缺乏“文明智慧”。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人类真正的“文明智慧”。因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缺乏达到“文明智慧”的历史“坐标”。
大家知道，人类的智慧基本上都来自对人类自身的“判断力”的考量，“判断力”愈正确，则人类的“智慧”就愈高。而正确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西方人选择了对于“真”的判定，为了保证对于“真”进行判定的“坐标”，西方人宁可放弃了自身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纠缠，而选择了惟一的超验的对于崇高无上的“上帝”的信仰，后来更又选择了具有惟一性的哲学的理念，这其实即“真理”的前身，并更发展到了对于公认的（基于人人平等的）法律的确认。由于人人在自己所信仰的“上帝”面前平等的信念的产生，从而大大消弱了以个人的暴力充当“真”理的“坐标”的可能。由于人人在发现真理的面前的平等的确立，更由于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法律的确立，又更进一步消弱了以群体暴力充当“真”理“坐标”的可能。这样一来，在西方人的群体之中产生符合客观条件的“真”理的可能性，便确确实实大大地增加了。完全可以说，西方人对于“文明”的最大的贡献，即是在于他们为找到判定“真”的“真理”的历史坐标所付出的无论是发明一神论信仰的宗教还是发明发现真知和真理的哲学的巨大的努力。
然而与西方人相反，中国人的“判断力”，几乎从来甚至始终都是完全由个人的暴力，乃至还更由群体的暴力所决定。换言之，中国人的判断“真”和“真理”（严格地讲，中国人都没有“真理”概念，而只有对真“礼”的概念）的“坐标”，从来就是由个人的暴力，甚至群体的暴力完全说了算。这其实就是告诉所有的中国人，在中国，谁的拳头最有力，谁掌握了刀把子，谁的枪炮最多，谁就是中国人中的“真”和“真礼”的拥有者。用俗话说，即是“有力就有礼”，“有权就有礼”（在中国，甚至根本就谈不上还能有“理”或“真理”），因而谁就有资格成为中国的“头人”。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说的最直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这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而是从来中国即是如此。
对于中国人来说，如此漫长的丧失了判定“真”和“真理”的“坐标”的历史的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担负呢？不管怎么说，全部历史的罪恶灾难的后果，均落在了全体中国人，其中尤其是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普通的中国人的身上。而“责任”呢？“根源”呢？难道仅仅是那些一味“施暴”的强人或统治者们吗？为什么这些一味“施暴”的强人或统治者在中国，永远都能够得逞而且根本就没有了历史的尽头呢？大自然给予中国人的大脑为什么就永远都不可能产生类似西方人的发明“上帝”、发明“哲学”以寻找“真”的“真理”的“坐标”的可能呢？这里问题的关键究竟发生在哪里呢？
我来告诉我所有的亲们。事实上在中国，完全充当了中国人的判定“真”或“真理”的“坐标”的代用品早就有了，它们就是孔丘的偶像以及其儒家的儒学——其实是礼学。尤其在汉武帝确立了“独尊儒术”的地位之后，这样的“类坐标”就已经有了。只不过这不是中国寻找“真”和“真理”的坐标，而是根本就不需要“真”和“真理”而只需要“真礼”的坐标。因为孔丘及其儒家的儒学，惟一为中国人树立起来的东西，就只有巨大的永恒的“礼乐”的权威。这个权威告诉中国人的是什么呢？是现实中谁最有权，谁就最正确，谁就最有礼（而不是理），谁就最有资格成为中国人的“头人”。说白了，正是孔丘及其儒家，把动物中选择“头人”的法子用“礼论”更加确定化了，更加永恒化了，更加天命化了，更加“礼所当然”化了。而孔丘崇奉的周代的“礼乐”，也就这样永远地成为了全部中国历史的判定一切事物，包括首先判定“真”和“真礼”（而绝对地不是“真理”）的“坐标”。我请问我所有的亲们，孔丘如此的“坐标”对于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来说，究竟是否如我所说：全错？
很显然，西方人的历史的“坐标”是惟一神论宗教的“上帝”和惟一性存在的哲学的“真理”，以及完全按照“人人平等”的真理所订立的“宪法”和“法律”。而中国人的历史的“坐标”却是孔丘及其儒家所永远崇奉的周代的（人人永远不平等的）“礼乐”。请问，按照孔丘及其儒家的这个“礼乐”的“坐标”，中国人能够发现真理、发明真知和创造逻辑的智慧吗？能够正确地选择中国人自己的“头人”来吗？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人的选择自己的“头人”的办法还依然是“有权就有一切”，还依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动物的办法呢？非常可悲的是，今天的中国文人们还要到孔丘及其儒家的“礼乐”之中去寻找“民主”的“资源”，这些中国的文人们到底在干什么？他们还是“人”吗，这不是一清二楚吗？
问题最大的关键在哪里？无论是孔丘及其儒家的儒学，还是当今所有“尊孔读经学儒”的中国文人们的“新儒学”，他们原本就没有想到要去追寻“真”、“真理”的半点愿望啊！一个永远都不追求“真”和“真理”的民族，他们能够找到选择自己的“头人”的真正具有智慧的“坐标”来吗？而在今天，这样的“坐标”，除了现代人类的《宪法》、法律、民主、自由，还能够有什么呢？在今天的中国，“尊孔读经学儒”还能有用吗？（201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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