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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今早所写的一篇极理性之文，但自认为帮助大家认清了一些中国文化的实质。发在我公微上（欢迎关注ranshiyiwenzhi）立即被屏蔽。于是刊于敝博客，以后每天都在博客上贴一篇文章，不把这里给荒废了，请朋友们垂注。2015年3月24日于成都
晨起看有网友说我们收费办旅游与学堂之事，他的理由是我这样的收费只能帮到中产阶级，让他怀念湖北立人大学点蜡烛上课的事。更好玩的是，来留这种言的网友是翻墙上推特来的（当然前提是他不在国外，不过在国外发这种言也令人不解）。能翻墙上推或者肉身翻墙了的人，其对互联网的渴求与搜索能力，应该成正比。但遗憾的是，翻墙似乎也很难促成并提升他在某事上的搜索及判断能力，以便对一个人做出更立体丰富的审慎评判。
以前见到如上网友的看法，我多半一笑置之。但我认为具有如此看法的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花点时间，做点与经济学有关的常识性普及工作。下面就此事说几条常识，让那些常来敝公微的朋友们对我们做事有更多的了解。
1：有人看我们办收费的学堂及旅行活动，说费用让其惊呆了，他还说想起在湖北立大点蜡烛上课的情形。我告知他别把收费给人服务与免费替人办事对立起来。对立大与立馆免费服务多少我就不说了，去年给立大上六天《民国NGO史上的失踪者》，每人收八百元给立大做营运费，自己女儿来听我课，都是交了费的。
2：茅于轼先生曾说，为穷人办事，替富人说话。这话两边不讨好是铁定的，因为有人觉得穷人之穷是自己的原因，而富人有钱能搞定话语权。为立大上课与立馆服务时，不仅费时自贴，而且被喝茶多次，只求有司不要骚扰听者。而我办收费的学堂与旅游，有人又来给我说让他想起湖北立大点起蜡烛上课的情形。
3：稍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商业有极大的社会价值及正外部效应，它甚至被有识之士视为有相当之慈善价值，因为它解决了一个社会的就业及人们的需求问题。收费的高低由市场来决定，如果没有人来消费，那么我们就会无法运营。同理，办收费的旅游与教育，是通过一定的价格杠杆来提供市面上比较稀缺且有竞争力的服务。
4：一个对商业的价值没有充分的认知，有着满脑子仇恨，对金钱充斥不洁想像的人，我只能说是被我们的文化特别是近六十年来教育所愚弄的结果。我看到太多的口不言钱，甚至觉得提钱就脏了嘴的人，只要机会就不择手段。这种虚伪害人非浅，也毒害社会的正常认知，因此我办教育要开设《儿童经济学》。
5：一个人有点经济学常识，非常重要。民国的知识大牛，在这方面的欠缺简直难以尽数。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吴虞等人，他们之非孝，只能谈到人性压抑或道德勒索，一言以蔽之，吃人的礼教。他们均不能洞穿孝背后的经济学问题，这说明一个人再牛都有自己的知识死穴，但却不可缺少常识包括经济学常识。
6：孝背后的经济学问题，一直没能得到有效的研究。我看国内诸多的经济史研究大牛如巫宝山、许涤新、吴承明、傅筑夫、胡寄窗、傅衣凌、李伯重等均不及此。事实上，为何以孝以治天下至今仍被当成治人者之圭臬（听听歌曲“常回家看看”，并且阅读一下法律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里面有绝大的双重剥夺陷阱，可是能看到此一问题的国人寥寥无几。
7：除了像鲁宾逊这样在荒岛生存的特例外（他回归社会就又需要纳税），任何人一生下来就开始纳税，其纳税直至其死亡。纳税是你让渡出一部分所得，来养政府，让其提供公共产品以及为你服务。几千年来，中国民众一直纳税，却从没来享受过政府帮助养老之事（其实是民众自己养老，只不过民众提前交钱，放在政府处，退休或者老时，有个零存整取而已）。一方面纳不完的税，一方面却让民众在无尽的税收之外让民众自己养老，就会有孝这样的意识形态大忽悠，来愚弄民众。
8：孝这个既念，在中国社会具有相当核心的作用。因为孝自古以来都有家庭代际风险救助作用，且所有人都要老，在不能指望政府帮助养老的情形下，一代代的人都期望用孝来捆绑子孙，以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如此认知，让父母觉得给孩子灌输孝，是在爱孩子，因为自己也是这样被父母教育的。事实上，在孝这个问题上，千来年收益最大的是权力不受约束、资源垄断的政府。
9：如果古代人只有用孝来作为自己养老救助，提升自己养老抗风险能力，是没有选择，并没有认识到孝在很大程度是帮助政府进行自我维稳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对世界各种政府形态都有常识性认知的现代人，还鼓吹并相信只有孝，才能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那就是一种愚不可及的理念。
10：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是真爱孩子的父母，就不要给自己的孩子讲孝，而是要给孩子说，我们是纳税人，养老之责，主要在政府。说在政府，其实支付者是自己，只不过是交了税后的延迟支付。孩子们爱我们，要秉乎他们的人性与天然，而非道德绑架与经济约束。当然在能够制衡并让政府帮助养老之前，孝有其替代性的养老作用。
11：当然从目前而论，我们不能等政府来养父母，让父母饿死。我母亲是农民，养老一力由我承担，因我现在拿政府没办法，自然应该承担母亲养老之责。事实上，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但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知道，养老之主责在谁。也同时要告知孩子，我爱你我生你，并不是为了你帮助我养老。我们为人父母者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如今已经到了一家实行两制的时代了。
12：什么叫一家实行两制呢？那就对父母尽自己的养老之责，因为现在的政府尚未负起它对民众的养老之责。而自己的养老却不要过于期望于孩子，而是要参与约束政府公权力，要让政府承担起咱们的养老主责。同时我们也要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完成在政府养老之外的自我养老努力，而不要把绑架孩子视为当然。这样一来，我们才能改善中国家庭中那种太过势利的亲子关系。
13：我曾说过，真正爱孩子的父母，绝不想把不自由的生活不负责任地传递给孩子。我这话的背后意思是指，我们要让整个社会的民众意识到自己是纳税人，要让政府成为养老的主体。当然我们这一代人能否完成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的确是很难说的事。但我们不能因此不努力，因此在观念上继续糊涂下去。哪怕我们快走完人生之路时，依然没有完成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的任务，但可以坦然无愧地给自己的孩子说，我们为追求自由有趣的生活而努力过，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14：再把话说回来，民国知识分子哪怕是那些大牌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许多人对自由有着蹩脚的认知。他们一方面相信政治自由是必须的，另一方面却过分追求不节制的平等，即在经济上相信计划经济，对私有财产抱着不重视的态度。这样的人基本上是民国自由分子的主流，这些多受拉斯基等人的影响。同时又因为现实的境况（日本侵略等）而使得民族主义乃至国家主义在他们身上如魂附身，这种如魂附身的意识形态，加之如上理念，最终使得他们拥抱通往奴役之路。可悲的是，这些人却是你耳熟能详的：储安平、罗隆基、翁文灏、蒋廷黼、丁文江等。一个国家没有几个有正常认知的人是多么可悲啊。
2015年3月24日于成都
冉云飞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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