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合一在历史上出现于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下。如中世纪的天主教国家、当代的沙特和伊朗。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宗教，那么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是政教合一的。政教合一在当代有若干明显特征：（1）神性化的官方哲学作为全社会共同价值观；（2）政权对思想和言论的全面控制和无所不在的洗脑宣传；（3）政权被具体的个人、教会组织或者政党在神圣的官方价值基础上垄断，政权本身反过来又被官方价值神圣化。（4）无处不在的思想警察体系。这其实就是极权主义。

一个似乎让人费解的现象是：哈耶克、奥威尔等人著述中的极权主义，往往用公有制消灭私人财产权、用集体主义消灭个人自由、然而在中国，仍然存在相当广泛的私人资本主义和自由生活方式。在伊朗，甚至容忍有限度的政治民主。从威权到极权的分界是复杂的，而极权主义在现代早已产生了让人眼花缭乱的进化，一种更保险的说法似乎是：政教合一在当代不是必然要导致极权主义，但是它确实有相当强的极权主义倾向。

政教合一制的要害在于：统治者——无论是领袖个人、教会还是政党——具有无限的权力，借神意或者某种神圣的理论，剥夺了公民的全部参与和决策自由。权力的天性是腐败和作恶，人间的绝对权利绝对导致罪恶。在天启宗教的记录中固然有过很多政教合一的古代例子，然而天启宗教也承认，只有先知或许能在造物主的恩典下免于绝对权力的必然之恶。政教合一制下的统治者，如果不是秉承天启的先知，那么很可能是假借天命的魔鬼，他们或许本来不是魔鬼，但是制度将他们变成魔鬼。先知的时代，在七世纪就已经结束，而我们生活在没有先知的社会。

政教合一的另一个要害在于：正如极权主义固有的那样，体制之恶不一定表现为治理之恶。政教合一的现代统治者是魔鬼，但有可能是温和的魔鬼、善良的魔鬼，甚至是杰出的魔鬼，作为公民，在魔鬼领袖那里就算丰衣足食，但绝不可能享有造物主赐予大地代治者的权柄和自由，他们只是如同牧场上的牛羊，在慷慨体贴的牧场主关怀下飞速长膘。而在政权系统性的神圣话语之下，人民陷入狂热的崇拜、顺从和奉献，他们正如牧场上没有灵魂的牛羊，充满喜悦地为主人提供着自己的肉体。

中共自诩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ISIS自诩是一群唯一正确的伊斯兰信仰者，粗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两者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暴力革命、根据地群众运动、信仰狂欢、被操纵和塑造的仇恨。不过，这些外在的相似之下，容易被忽略的是共通的意识形态——中共和自封的哈里发国家，都认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具有绝对神圣性，因而必须实体化为没有边界的神圣政治。这种意识形态相似性让两者惺惺相惜，“环球时报”甚至为ISIS鸣冤叫好。而我们知道，ISIS对伊斯兰教的盗用、中共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盗用，其实都是负有迷惑性的谮越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