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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最近中国抓捕女权五女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因五位女士抗议性骚扰与政治完全无关，国际社会对此难以理解。其实，当局此次打压女权五女，其目标不 在这五位女士提出的主张，而在于敲山震虎，意在震慑外国NGO（五女中有二位供职类似组织），即当局眼中的“外国势力”。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今年3月19日，《凤凰周刊》发表《海外背景被调查，境外NGO面临监管严冬》。该文介绍说，中国官方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拟确立公安 部门为登记机关，并加强对境外NGO资金来源及使用的管理。这部法律据称是大陆首部针对境外NGO的专项法律，其草案已于2014年12月提交本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
该文称，据相关研究统计，目前在大陆长期活动的境外NGO超过1000家，如果算上在华开设短期项目的境外NGO，总数可能超过6000之数，每 年通过境外NGO流入中国大陆的资金可达数亿美金。这6000多家当中，大多是环保、卫生健康、有关妇女儿童的慈善救助资金。
这些NGO之所以能在中国活动，不少是通过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方式。中国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于2012年3月发布《美国NGO在华慈 善活动分析报告》，报告主编刘佑平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表示，近30年以来，美国NGO对华捐赠输入资金规模约为200亿元，主要流向中国的高校、科 研机构和政府。“这200亿元参与了多少中国法律的制造，多少中国人材的培养？这200亿元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比美国企业2万个亿的影响还要大。”
刘佑平的看法代表官方的基本态度，因为中国政府一直认为外国NGO是外国政府用来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这一认识源远流长，且看相隔20年的官方表述：
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称“一些受西方敌对势力支持操纵的社会团 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乘隙窜出。······他们同西方、港台的反华反共势力联系密切，以政治为目的，以学术研究为掩护，接受境外敌对组织的捐赠和委托，为 其搞社情调查，提供信息情报，有的甚至充当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渗透、颠覆、窃密的工具，······是破坏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凤凰网3月份报道引述官方看法：“近年一些被媒体披露的维稳案件，官方或多或少将原因归结至有境外NGO参与。大陆官方有人士称，目前活跃在中国的数千家境外NGO中，至少有数百家背后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或者政治渗透目的，甚至有少数在华进行非法活动。”
出于上述认识，中国政府在NGO管理方面，可说法律模糊且多变，各种规则与潜规则都有，这就导致两个直接结果，一是为美欧等国支持中国草根NGO设置障碍；二是迫使许多这类NGO只能登记为企业，或者处于非法活动状态，这很容易让当局罗织罪名抓捕中国方参与者。
江、胡、习的高压政治各有特色
专制政治最大的特点是每一位专制者都有自己的统治特点与风格，出于对前任景仰而自愿不改其道的萧规曹随比较罕见，因此，习近平与其前任胡锦涛的风格很不一样。
胡锦涛十年，台后有江泽民、曾庆红两位强势前任领导人对朝局的操控，台上有另外8位同为常委的同僚各管一套系统的九龙治水格局，基本上仍然是江时 期各种政策的延续，但这是一种无奈之下的因循，并非萧规曹随。也因为胡的弱势，导致新旧权力交接时发生高层恶斗，至今还在发酵。
江泽民的模式得到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沈大伟的高度赞扬。他认为，从大约2000年到2008年，中共实际执行曾庆红的开明路线，习近平的高压控制 完全背离了曾庆红的开明路线，会导致中共崩溃。沈大伟说，“在2009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沈认为，中共这样的列宁式政 党要避免衰落命运，必须像曾庆红那样，“以开放的姿态，尝试引导和管理变革。”沈指出，是曾庆红而不是总书记江泽民，代表了这条能从某种程度上延缓共产党 衰落的路线。
所谓2000年到2008年间的“曾庆红路线”是指：中共对内以“三个代表”理论营造“新阶级”以扩大其统治基础；对外则大力推行“大外宣”，营 造对中共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对异议人士圈采用渗透与引导的方式，让他们感觉似乎有“党内改革派”（如温家宝、汪洋等）存在，将与民间异议互相呼应，促进 中国政治改革；对海外民运则采取了收买与打压并用的方式，让本已溃不成军的民运圈更加形同散沙。这种复杂的方式与今天习近平相对简单的方式相比，二者确有 天壤之别。
习近平统治分为两翼：一翼是党内反腐，清除政治团伙包括腐败官员；一翼是消除社会上的不同声音，在思想上加紧控制并打压一切温和的反对者。两种 “治理方式”相比，当然是曾庆红的方式更为高明，更有弹性与容纳性，鱼龙混杂，让人真假莫辨。但是，实现曾庆红式的控制并非易事，需要能人控制并灵活运用 手下各路人马。当习近平面对以下复杂局面，即曾庆红的力量与网络在2009年之后介入了中共的权力斗争，并给继任者造成了种种麻烦之时，“除恶务尽”、 “不留空间”就成了习的主导思想。
习的“高压锅”只放一丝气
用高压锅原理比较，也许很形象。
江胡时期的高压锅不是密封的，都允许走漏一些气体，让锅内压力得以释放。比如江时期深感工人农民地位下降，必须重构中共统治的社会基础，于是践履 三个代表，力争扩大社会基础，将工商业者、律师、医生、新兴白领全部算作“新社会阶层”，发展他们进入政协参与政治，这一政策在胡第一任期内仍被当局勉力 奉行。2006年7月，《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新社会阶层贡献全国近1/3税收 成统战新着力点》，清晰表达了当时执政者的思路：“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 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鉴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新社会阶层正产生着巨大影响 力，该文提出应该通过吸纳他们加入政协及各种社会组织，让他们参政议政，形成对执政党的向心力。
在扩大并容纳新阶层的同时，当局尽管对外国NGO深怀警惕，但还是允许一些组织活动，这种社会环境下，许志永等维权律师能够从2003年孙志刚事 件起步，然后组建公盟，并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一直坚持到2012年。但到了习近平当政之后，所有能够在胡锦涛时期活动的NGO与维 权人士，都相继遭受程度不等的打压，社会活动空间严重收缩。
如果对习近平掌管的这口政治高压锅加以简单总结，即：对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对手，逐步“紧气”、“削势”，最后逐个提子。对异议维权江湖，则采取 “割韭菜”的方式，看谁冒出头就割掉谁；对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一律以“砸锅党”视之，明令“不许吃党的饭砸党的锅”。这样做的结果是：只有毛左能够从这 口高压锅的锅盖缝隙中时不时地冒点气，目的是让毛左配合当局发表意见，对一些特定事件、特定人物进行舆论围剿。而毛左对极权政治的认同、对政治权威人物的 崇拜、对西方普世价值的仇恨，正好符合习近平的需要。最近发生的毕福剑事件，就是当局与毛左一次成功的合谋。二者唯一立场不同的是对待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开 放路线的看法，但这一点，习近平及其主管宣传口的同僚们认为完全有能力控制。
习近平这种只许释放一种气体的“高压锅模式”，让信奉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利益选择，最后会导致中国社会思潮极为混乱。与曾庆红对异议维权界掺沙子模式一样，其对社会的长期破坏作用将在一段时间后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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