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妇权张菁

1990年代初，經濟復甦中的中國急於融進國際潮流，中國正流行著一而個詞：接軌，意指全方位和世界重新連接起來。主辦1995年的世界婦女代表大 會成為一個契機，尤其是使中國政府逐漸擺脫在1989天安門事件後被西方國家孤立的困境，積極舉辦大型國際活動，爭取參與更多的國際事務。 1991年世 婦會決定在北京舉辦後，中國政府開始做大量的準備工作，包括修正《婦女權益保障法》、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官方的中國婦聯機構增加了十多 個附屬組織。 1995年在北京懷柔舉辦的世婦會猶如一劑強心針，刺激了沉默已久的中國女性知識分子精英，啟發了她們對社會性別、男女平權及婦解運動的重 新思考，婦女精英們第一次體認到”女權也是人權”，國際社會對中國女性主義及婦解運動的關注，也如春風吹拂了乾渴的大地，世婦會前後，中國半官方及民間的 NGO組織已發展成為6個，她們是中共建制60多年來第一批女權運動的倡導者，2000年後，更湧現出了以中山大学艾曉明教授等為主的一批草根女權推動 者。可以說世婦會帶給中國最深刻的影響，就是NGO組織和鬆散草根女權活動者的崛起，可惜政府的嚴格管控，令相關的立法未能有效的實施，失去了實質意義。 對女權推動者的打壓，使這些NGO組織没能施展它應有的效能，反而隨著經濟的崛起而逐漸褪色。下面我將分三大部份來談談近幾十年來，尤其是北京世婦會後， 中國的女性主義和婦解運動的發展狀況，其中引用數據皆來自中國官方或半官方機構公佈的數據，相信這些數據是在相關部門根據所涉及的保密法案之規定，經嚴格 篩選後才被允許公佈。

文革時期畸形的婦解運動

100年前，西方列國入侵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的文明，中國婦女知識分子快速甩掉裹小腳的包袱，直接站在街頭宣揚男女平等新思想，積極參與新文 化運動，刷新了國際媒體的刻板印象。1912至1913年唐群英等先進女性發起的民國初年女子參政運動，是中國首次大規模的女子女權運動，她們將中國婦女 參政理論的論證階段直接推向了實踐鬥爭階段，她們先後組織了“女子參政同盟會”、“神州女界共和協社”與“萬國女子參政會中國分會”三大女性團體。據載， 為國民政府綱領刪去男女平等詞句之事，她們還公開打了宋教仁、林森的耳光。此後她們推動的婦女參政運動，讓廣東省十名女代議士堂堂正正地坐在省議會的議席 上，為亞洲各國之首見。那時，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與國際社會尤其是英法美等國基本同步。但是，接踵而來的內外戰爭烽煙，摧毀了搖籃裡的女性主義思潮和新文化 運動的精髓，婦解運動猶如曇花一現。

這是中國傳統對女性的審美原則，腳必須是小到三寸才是最美。（WRIC 資料）

  1921年代新文化運動 。（來源：traditions.cultural-china.com）

1949年中共建立新政權后，由于馬克思主义的學說里有丰富的女性主義元素，男女平等條文被納入新憲法，以充實社会主義實踐者們的理論依據。 1954年頒布的第一部憲法明文規定：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家庭的生活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現實層面上，男女平等訴求也是現代史上統治者 們開創元年安撫天下的必備元素。但是此後幾十年，中國婦女權益被糟蹋殆盡，社會推崇的是毛澤東的強權。毛發動了清除黨內異己的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後，其妻 子江青為達到她的政治目的，重新舉起男女平等大旗，由丈夫護航，直接登上了中國政治舞台前沿，與副主席林彪妻子葉群一起進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自此，一個 以政治爭鬥為目的偽婦女解放運動在中國社會被政府強勢推展，中國婦女以穿花衣服、高跟鞋、化妝、燙髮為恥，全國各地處處可見英姿颯爽，頭戴礦工帽或站在電 線桿上的婦女巨型宣傳牌，但與此成強烈對比的另一個畫面是，處處可見婦女們脖子上掛著寫了“破鞋”、“婊子”字句的黑牌，被五花大綁站在卡車上或徒步遊街 示眾，沿街大人小孩一路石頭瓦礫亂飛，口水吐一身，文革十年，被羞辱，被虐至瘋至死的婦女比比皆是。 1976年毛去世，毛時代宣告結束，中國進入了鄧小 平全面掌控的新一輪政治強權的局面，經濟開始復甦，婦權議題卻被打入十八層地獄。

婦女參政議政 數十年不進反退

全國婦聯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報告的數據顯示，自1975年第四屆人大會議至2012年之前的30多年間，女性人大代表所佔比例一直徘徊在 21%，直到2013年女性代表人數才有所上升，即23.4%，離聯合國提議的2015年女性國家議會參政30%的比例相差甚遠。2.2%的在業女性任政 府機構、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僅為相應比例男性的50%。高層人才單位擔任最高職務者男性佔80 .5%，30 .8%的高層人才所在單位存在 “同等條件下男性晉升比女性快”的情況。全國婦聯統計報告還顯示：中國人大女性代表比例在世界各國女議員比例排名榜上直線下滑，從1997年的16位下滑 到56位。 2010年４月聯合國撥款2,456萬美元在湖南舉辦“推動中國婦女參政”項目，以期改善中國沒有兌現提升婦女參政比例的承諾，為期四年的項 目已經結束​​，至今沒看到有什麼實際成效。沒有法律保障和政府支持來推動婦女參政議題，在中國是難上難，加上貪官污吏遍地的大環境，具體執行或運作過程 中自然會有大量舞弊，以及公開實施迫害獨立候選人的案件時有發生，女性要求參政議政的權益在這全過程中被剝奪情況最為嚴重。

廣東佛山女村民李碧雲要求參政的遭遇是一個典型案例，2011年8月底，佛山市順德區開始了區、鎮兩級人大換屆選舉。李碧雲依法行使公民權利，宣布 以獨立參選人身份競選順德區人大代表。由於李碧雲長期關注村民，幫助村民土地維權而受推崇。她得到容里村民600人聯署支持，並成為候選人之一，沒有政治 背景及黨員身份的她，遭遇了被人跟踪，騷擾，毆打，甚至搶奪她的隨身物品，資料等。在隨後選舉過程中，當地選舉辦公室違反程序另指定60人來推舉候選人， 從中再篩選，因此本已高票入圍的李碧雲反而被趕出局，這引起村民的激烈爭議，爭議中有人砸點票箱，人群推扯。 2011年9月順德警方以破壞選舉罪逮捕了 李碧雲，在獄中飽受警察毆打傷害，律師會見時，她手持輸液包，腳上還戴著鐐銬。李碧雲案在佛山市開庭，數百人持標語到場支持，2013年9月法院判處李碧 雲“破壞選舉”罪名不成立。一個月後警方又以“妨害公務”罪逮捕並刑事拘留了李碧雲，由於網友和媒體的關注，2014年12月李碧雲獲“免於處罰”判決， 釋放時，被警方架出監獄丟在公路邊，這時的她生病加生氣，奄奄一息。現年46歲的李碧雲周身是傷，2015年1月住院醫治。

李碧雲2015年1月在醫院療傷，慢慢恢復健康。 （李碧雲家屬提供）

另外，江西新余市鋼鐵廠的前職工劉萍也遭遇到選舉的不公，相比之下，身體方面的折磨不像李碧雲那樣，也許是城市有別於農村。45歲的劉萍2009年 被迫退休，之後一直為工人帶薪休假和享受加班工資而維權。 2011年5月劉萍因為公開參選人大代表並向選民介紹自己，被警方帶走並遭警告，家裡斷水斷 電，推薦劉萍的選民全數被警方約談，造成支持者心理上的害怕，以不利參選人。最後劉萍沒有跨進候選人的門檻，但引起網友公憤。2014年劉萍因街頭舉牌要 求中共高層公開財產而被判刑6年。 （劉萍談自己競選心力路程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llTVgEqsDTo）。這類案例反映出婦女獨立參選人所面臨的雙重打壓，一是各級當權者根深蒂固的男權觀念作祟，對不在家做飯帶孩 子的女性參選人帶有強烈抵觸情緒；二是，獨立參選人沒有黨員身份、沒有黨組織或富商背景的支持，必將面臨層層發難，她們從決定參選的那天起，就處於劣勢狀 態。這些案例普遍反映了基層政府人員對獨立參選人極不友好，並極盡刁難。

中國66年來最高層級婦女參政記錄裡，一共有6位女性進入中央政治局，而前三位都是中共開國元勳的妻子，平均11年出現一位，而且，中共建黨至今 90多年來，還沒有出現過一位女性能進入最高決策層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當前習近平的決策層班子的政治局7人常委裡也沒有女性。中國31個省66年來僅僅出 現過4名女省長，平均16.5年一見；66年來僅出現過2名省委書記，平均33年一見。相形之下，1995年世婦會在北京召開時，阿拉伯世界已經出現了三 個國家女總理，巴基斯坦女總理還任命了有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大法官。如今，世界各國出現了數十位女總統、女總理。

在农村女性占农村劳动力的65%，但在村委会成员比例中仅占21.4%，仅有1%～2%在决策性岗位上-自1978年以来，女性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所 占比例始终在21%左右徘徊，这一数字已经连续30年没有实质性推进。從下表中國政府公佈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看中國女性人大代表嚴重偏低，而少數民族的人 大代表人數更是60年間基本沒有變化，儘管少數民族總人口比例也在增長，可政治參與度卻被嚴格地控制在14%左右。

據2011年10月中國官方全國婦聯組織的數字顯示，中國女性在1949年中共建國後的10年裡曾經獲得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地位正在倒退。世界經濟 論壇發布的《2013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國在136個國家中性別差距排名第69位。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的蔣永萍女士認為，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女性社 會地位的下降，因為“女性從政更難”。女性從政可以影響人們的看法。女性元首可利用行政權力，直接快速的推動婦女參政能見度。斯里蘭卡第一位女總統就職 後，就任命了一大批女官員。挪威女首相早在1990年代初，就在工黨大會上制定了在各級領導層中婦女不得少於40%的規定。北歐是世界上女性參政能見度最 高的地區，基本實現男女平等參政，是世界各國的表率。

一胎化政策開啟婦權最暗淡時代

1978年後鄧小平推行“鬆綁”政策，中國經濟熱絡起來，社會上出現了短暫的自由“小陽春”，人們可以放膽批評之前的政治人物，揭露社會陰暗面，不 過，沒有引起政府對婦女權益的任何關注，沒有任何特別扶助婦女參與經濟活動的相關法律和政策，中共最高決策層沒有任何一個女性，中央各部部長沒有女性、數 十個省長沒有女性、數千個大小市長中也罕見女性，人大女代表少而又少。如果說文革是中共建制以來男女平等口號叫得最大張旗鼓的時期，那麼鄧小平經濟開放 後，這些口號以及女權觀念是最冠冕堂皇的被打入18層地獄的時代。尤其是1979年全國全面執行強制流產、強制墮胎以及強制結紮的一胎化政策後，中國一般 婦女特別是農村懷孕婦女如同生活在人間煉獄，孕婦們一方面為保住婚姻家庭討好丈夫，冒死千方百計要生下男孩，婦女們都知道，佔用指標生下女孩將來後果嚴 重，意味著一輩子將無尊嚴的過活；另一方面，要躲避計生官員的抓捕、虐待，若房頂被掀、家中被砸後，除強烈的自責外，還要安撫丈夫，要設法讓一家老小活下 去。1978年至今的30多年裡，因計生政策被逼得家破人亡或傾家蕩產的實例滿佈中國每一個城鄉角落，每一條大街小巷。2013年14名女律師聯署要求 31省公開數十年來計生罰款帳目，僅22個省計生委回應，2012年總共收到的計生罰款是168億人民幣，而其中廣東省的計生辦的數據竟然比省計委數據少 了11億。由於中國將計生政策的相關資料納入國家機密，其殘害中國婦女兒童的程度，包括節育藥物的實驗過程及結果，至今外界無從知曉，僅從各種個案的曝 光，已滿目蒼痍。 高達數億人口的整整兩代女性，被黨剝奪了自己對自己身體部位的擁有權和控制權。

據中國衛生部2010統計年鑑數據，1983年中國婦女人工流產人數為1,4371,843人，結紮人數為1,6398,378，放置節育環人數為 1,7755,736人，這些數據僅僅是政府自己公佈的，不包括大量的中醫院推廣的藥物流產、私人土法流產、偏僻鄉下非正式衛生院及臨時搭建的強制流產手 術台所進行的手術等數據。那時，從中央到各省市縣的全國婦聯是中國唯一的婦女組織，不但沒有幫助受害婦女們說一句話，反而常常配合各計生辦人員四處抓捕非 法懷孕的孕婦，淪為迫害婦女的幫兇。從中央到地方沒有人公開鼓動或推動婦女參政議政權利，也沒有女性政治人物站出來指責違反人道、傷害婦女的行為。 2006年由政府建成的中國婦女博物館的展廳裡，竟然對這涉及面如此廣泛、影響2.7億個家庭、數億婦女的國策，其計生工具、藥物、方法、 人員、罰款及相關數據隻字未提，完全忽略這段延續了數十年、傷害過數億婦女的歷史。女知識分子精英們沒有政治地位上的平等，沒有參政機會，自然也沒有發言 權，男權社會裡的女性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毛澤東時代流行的男女平等口號，鄧小平時代哪怕是空喊也已經沒有人再喊。

中國婦權義工採訪了一个被当地计生办强制引产而至死的孕妇家庭，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姜家庄村農婦马继红怀孕近7个月，2011年10月14号被從棉花地裡抓去强制流产，釀成一尸两命惨案。上圖左為死在醫院的馬繼紅和她7個月大的BABY。右為馬繼紅和丈夫結婚照。下圖為馬繼紅的丈夫和女兒。（WRIC義工譚春生拍攝採訪)

鄧小平經濟“松绑” 男權文化回潮

鄧小平的“鬆綁”一系列政策不惜一切成本，拉動中國經濟起飛，城鄉婦女拼命工作，普遍相信政府說的“吃飯權大過人權”。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使社會結 構重新分化， 在市場主導的資源分配中，不同階層的婦女都面對自己權益的失落。 1990年代，鄧小平以“黑貓論”的經濟發展觀取代了社會主義經濟分配原 則的同時，女工紛紛被迫下崗，失去參與社會勞動的機會，在城市，女性幹部和女工是遭最先淘汰的對象，招工招生若招女性，叫“搭雜糧”。隨著經濟改革的深 化，性別歧視更加公開化、普遍化，傳統的男權文化回潮。湖南省的公務員招考條件中，有專門針對婦女的規定，如有性病、雙乳不對稱的一律不得錄取；一些大公 司、外資企業只使用女工的“黃金年齡”段，將招工年齡段控制在17至20歲、合同期一般定為3至5年，期滿即不再與這些女職工續簽合同，以避開女工的婚、 孕、產期，還有些研究機構明文規定合同期間不能懷孕。直到2014年，一名在中國著名電視台做主持人以及另一名在著名大報業集團的女記者分別告訴筆者說， 她們都與聘用單位簽了工作合同，其中保證三年內不結婚、五年內不生孩子。女大學生就業也相當艱難。 2010年12月1日，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在第三期 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中，訪問了有求職經歷的女大學生，24.7%女大學生曾遭遇過不平等對待。即便是女性高層人才，也有19.8%認為性別給自己的職業 發展帶來阻礙。在各高等教育院校，明文規定女性和男性的錄取分數不一樣，女生門檻比男生高，有的科系強調不收女生。婦女傳媒監測網發布的《2013年 “211工程”學校招生性別歧視報告》指出，從全國抽樣的112所高校，目前仍有近七成高校在招生中設置了性別限制，有些大學在招生章程或錄取規則中明確 指出，“建議男生報考”、“宜男生就讀”、“宜女生就讀”，這足以令考生望而卻步。

1988年中國實行優化勞動組合，剝離廠礦企業的富餘人員，而被剝離的人員中約70%是女職工（北京紅楓婦女心理諮詢服務中心介紹 http://www.maple.org.cn/ tabid/76/Default.aspx）。 1990年代，國企改制，首當其衝的也是女性，大 量女工集體下崗失業，而且各級政府以提升效率為理，大舉撤出企業的社會福利領域，如單位食堂、托兒所、幼兒園紛紛停辦，迫使大批已婚婦女不得不退出職場， 回家帶孩子。另一方面，勞動重新被性別化，已婚婦女支撐著農業和農村小區及家庭，年輕的女孩爭相進入沿海經濟開發區的外資合資工廠，在有毒、無醫療福利的 環境中超時工作，深圳一帶早期的合資工廠年輕未婚女工佔7成。雪上加霜的是政府不公平的退休制度，名正言順的導致女性過早失去工作機會，大量女性45歲後 就被迫離開職場，回家帶孩子、做飯。 50年前中國國務院規定的退休制度沿用到今天，1993年出台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仍然規定“男60周歲退休， 女55周歲退休”。重體力勞動以及效益較差的企業、機構的女工，45歲便被要求退休，使婦女因為政策和製度性的不公而失去了晉升和發展機會。失去經濟上的 獨立，就會失去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工作是女性與社會保持聯繫的重要途徑，也是婦女參與社會發展的基本形式之一。

女農民工或外嫁女無權益可言。在農村,婦女已佔農業生產力的65%以上，她們是推動農村農業現代化、新型城鎮化的重要力量。但大批婦女尤其是“外嫁 女”喪失了土地使用權和集體經濟股份所有權。經濟比較富裕的沿海地區，政府或私人企業對農村土地進行大量徵收， “外嫁女”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以及城郊村 組耕地被徵後補償款的發放、安置、宅基地、股份分紅等事宜依然分配不公，“外嫁女”應有的權益沒有得到合法的保護，國務院保護婦女平等權利的相關法律法規 如一紙空文，到處可見村規民約嚴重侵害“外嫁女”平等享受土地補償等分配的權利。因此中國的上訪大軍中又多了​​“外嫁女維權”這一群體。儘管外嫁女們以 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進行維權，但權益不僅難以得到解決，甚至還被無端拘押，維權不成，反倒失去人身自由和飽受磨難，廣東佛山6名外嫁女維權代表 2014年1月被警方拘留就是其中一個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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