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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者煎熬：7次试管婴儿失败，她挥刀赶走心理医生
来源：澎湃新闻 记者：赵孟
湖南湘西古镇芙蓉镇，已有两千余年历史，因电影《芙蓉镇》广为人知，曾是土司王驻地。长长的石板路，挂在河边的吊脚楼，流过镇旁的瀑布，组成“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春天到来后，这里美得像一幅画。
不过许少锋无心惦念眼前的风景。
许少锋在女儿的墓地清理杂草，这几年忙着做试管婴儿，来看女儿的时间少了，墓地的杂草高过人头。 赵孟 图
清明节前夕，湖南怀化人许少锋来到镇外山腰处，看望已亡故6年的独生女。他在密密麻麻的坟冢间穿梭了半个小时，才找到女儿的墓地——小小的坟头，已被高过人头的茅草和荆棘淹没。
“我们不在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上坟了。”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就在两个月前，湖南计划生育研究所生殖医学中心的专家告诉许少锋，妻子刘妙的体检报告显示，再次做试管婴儿的成功概率接近于零。这意味着，这对夫妇此生拥有一个孩子的希望宣告破灭。
许少锋是中国百万失独父母中的一员。2009年，许少锋20岁的独女被一场疾病夺走生命，从此将这个家庭拖入痛苦的深渊。
中国自1980年代初开始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000年以后，第一批执行该政策又不幸失去子女的家庭浮现，由于他们多数已进入生育高龄，“失独者”逐渐成为一个群体跃入视野。
女儿走后，许少锋和所有失独父母一样选择了“自救”。湖南计划生育研究所爱心助孕项目负责人之一彭煜告诉澎湃新闻，政府层面为失独家庭提供了多项支持，但他们经过大量调研后发现，重新拥有一个孩子才是失独父母的共同夙愿。由于这些高龄夫妇正在失去自然生育能力，选择试管婴儿成为他们最后的福音。
试管婴儿是一种辅助再孕技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较为成熟，但即使在最好的专业医院，成功的概率依然只有65%左右。对于高龄妇女，成功的概率更低，且费用高昂，对身体伤害极大。媒体上虽不乏高龄妇女成功受孕的案例，但现实中，高龄失独妇女做试管婴儿并诞下孩子者寥寥。“十个当中可能有一个吧。”许少锋估计。
为了延续家族的血脉，许少锋四处求医问诊。在过去的5年里，他与妻子像赌徒一样耗尽家财，透支健康，至少尝试了7次试管婴儿受孕，然而，幸运从未降临，直到妻子的卵细胞耗尽，他们仍未死心。为了支付高昂的费用，他抵押了房子，老父亲的祖屋也被迫贱卖，最后仍负债累累。
一次接一次希望和失望的煎熬，正在摧毁他们的身体，并将妻子的精神推至崩溃边缘——情绪失控时，她甚至挥刀赶走来家中探望的心理医生。最后，这段自由恋爱促成的幸福婚姻，也面临破产。
情绪稳定时，刘妙不停地控诉。转念她又哀叹起来：“我的后半辈子怎么活下去？”
独女撒手人寰
51岁的许少锋目前患有糖尿病、肾结石、脑动脉硬化等病症，压在试管婴儿上的赌注让他倾家荡产，只能借住在朋友单位一个几平方米的宿舍里。希望破灭以后，48岁的刘妙情绪更加不稳，她与亲姐姐一家挤在60平方米的房子里，夫妻两人已分居多时。
许少锋将悲剧的根源归于他只生了一个孩子。独女出生于1989年，正是计划生育政策最严厉的时期。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起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初，政策手段逐渐由原来的宣传提倡转变为强制。对于在广铁公司张家界工务段上班的许少锋来说，政策规定只能生一个孩子，“超生”不仅意味着一笔数目不小的罚款，还将失去令人羡慕的工作。
许少锋还记得单位的计生干部来做他的工作，“生一个就够了，以后孩子有问题单位会管，养老有国家”。此后妻子虽然怀孕过几次，但都迫于压力将孩子打掉。“如果你不打，就会有人来强制堕胎。”许少锋说。
怀化失独母亲和双与许少锋“同病相怜”，她30多岁的儿子于2004年亡故，此时她已年过半百，失去了再生的可能。和双记得当年计生政策的残酷，她的一个表妹怀胎7个月仍被强制堕胎，“流出来时小孩子都还在动，她当时就哭昏过去了”。
回想起来，许少锋说他当时虽然觉得政策有些过分，但并没意识到更大的风险随时可能降临，倒是为响应国家政策而感到光荣。女儿出生只有四斤八两，体弱多病，加之妻子一直没有正式工作，许少锋一个人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为了女儿和妻子的健康，他自购书籍，学习调理身体的方子和食物。
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1995年左右，他又举家从湘西吉首搬到怀化。女儿成绩不算多好，但听话乖巧，对未来颇有些自己的规划。初中毕业后，女儿去读了一所卫校，毕业后并没有进医院工作，而是先到外地去打工一段时间，再回到家乡找工作。
2009年夏天的一个深夜，一个陌生电话让这个家庭开始了漫长的受难征程。对方是娄底一所医院的医生，他通知许少锋，其女突发心脏病正在抢救，希望家属尽快赶来。许少锋甚至没来得及告诉妻子，就连夜包车奔往娄底，女儿已躺在了重症病房。
病情在随后几天失去控制，被迫转院到长沙。经过半年努力，花去七八十万元后，家里已无力负担接下来的费用，只能将孩子接回家中照顾。离开医院前，许少锋甚至将医院的供氧设施都搬了回来，“能让她多活一秒就多活一秒”。
但这终究未能挽回女儿的生命。这年冬天，刚满20岁的姑娘尚未展开自己的人生，就被死神带走。这年许少锋46岁，妻子43岁，中年丧女对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
接下来的半年，夫妻二人精神恍惚。妻子常常整夜流泪，吵嚷着要去墓地和女儿躺一起。许少锋说他在妻子面前没有流过一次眼泪，他不愿意看到两个人都沉浸在悲伤中，为了强忍眼泪他将嘴唇都咬破了。
许少锋展示女儿过去的照片和这些年为做试管婴儿留下的票据。 赵孟图
痛失唯一的女儿后，原来的三口之家突然间散了架，并再难复原。“如果当时有两个孩子就不一样了，至少两个人都悲痛的时候，还有一个孩子共同牵挂。”许少锋此时才意识到独生子女的高风险。
从夏天站到冬天
夫妻两人并不甘心这样度过余生，当时两人虽早已属于生育高龄（35岁），但自然生育的可能依然存在。不过，由于失去女儿的巨大打击，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大打折扣，“身心综合指标可能要倒退10年。”许少锋说。
自然生育一直未能遂愿，夫妻二人四处求医问诊，甚至还去找了永顺县一个很有名的巫师，据说他治好了许多不孕症患者。不过，许少锋夫妇去的第一次，对方就告诉他们这事有难度，需要到其老家做法事化解。
许少锋觉得不靠谱，他已经对自然受孕不抱希望。后经朋友介绍，他得知试管婴儿可以让高龄妇女再次生育，这个破碎的家庭又燃起了希望。妻子得知此事，情绪也好了很多。
大约在2010年下半年，夫妻二人开始了漫长的试管婴儿“自救之路”。许少锋现在已无法准确说出做过多少次手术，每次花了多少钱，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脑子生锈了”。他说现在经常大脑一片空白，签名字时偶尔记忆失灵，“写了第一个字不知道第二个字怎么写了”。
他也不知道以什么标准来认定做试管婴儿的次数。“有些取卵成功了但没有移植，有些移植了最后又流产了，还有些做了身体调理检查最后还是被医生拒绝。”他说。5年来，最长一次在家里停留了半年，其余时间都在外为试管婴儿奔波，他四处打听可以做试管婴儿的医院、了解名医的成功率、对比手术的价格，“哪里有一点消息就往哪里跑”。
从其保留的厚厚的票据来看，5年时间他和妻子至少做了7次试管婴儿尝试。其中，在湘雅医院1次取卵成功，但受精失败；在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下称“中信湘雅医院”）做了4次取卵，仅一次移植成功，但最后仍不幸流产；在湖南计划生育研究所生殖医学中心，至少做过两次咨询并检查、调理身体，最后仍被告知身体指标不达标。此外，北京、潍坊、武汉、广州和深圳都留下了他们求医的足迹。
从小生活在相对优裕家庭中的许少锋，失去独女前并没有吃过多少苦，但现在，“一天咽下去的苦，超过前半辈子了”。他强迫自己不要过多回忆从前，可眼下的苦难仍看不到尽头，“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啊？”
第一次去长沙就诊时，为了挂到一个名气较大的专家号，他头一天晚上10点就守在湘雅医院门口，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这位专家每天只有10个号，除去几个关系户和票贩子的名额，留给普通病人的机会并不多。“只有排第一个，你才有可能拿到这个专家号。”他说。
在湘雅医院的半年里，他从夏天站到了冬天。这期间，妻子每天需要服用大量的药物调理身体，做各种身体检查，晚上回到50元一间的旅馆里勉强休息。长沙的冬天湿冷难耐，许少锋一个人哆嗦着站在寒夜里，脚下却不敢轻易挪动半步，“不然别人就排前面来了”。
拿到专家号并不等于获得医生接纳。由于夫妇二人年纪较大，医生考虑到成功率——这关乎外界对一个医生医术水平的判断，最初并不愿意为他们做试管婴儿手术。许少锋又几番求情，对方才勉强答应。
这是许多失独家庭遭遇的共同现实。医院为了追求手术的成功率，往往会对求医者进行筛选，年龄较大、身体状况又不佳的失独父母，并不是他们最愿意接纳的对象。另一对怀化失独父母田海和徐燕，为了做试管婴儿卖掉了房子，但去长沙一家医院四次均遭拒绝。后来，他们只有到北京寻医。
试管婴儿手术一般要经过控制性超排卵、取卵、取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和后期护理、监测等步骤。由于高龄妇女的卵子质量不高，一般需要用药物刺激卵巢的卵泡成长。为此妇女需要打“排卵针”，这是一种对人体副作用较大的激素，可能导致卵巢囊肿、肿瘤，严重的临床反应包括腹胀、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刘妙患有子宫肌瘤，医生提醒她注射这种药物风险较大，但这个倔强的女人还是果断在知情书上签了字。接下来的步骤是取卵，但前提是身体各项指标均达标。长久的悲痛让妻子的身体每况愈下，许少锋托人四处寻找胎衣、又从香港买回鱼油等补品，经过近半年的调理后，几十项指标才逐渐恢复正常。
在十多平方米的简陋的职工宿舍里，堆着几十册调理营养的书籍，这是他为恢复妻子的身体而准备的，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如今成了半个营养学专家。单人床边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双胞胎婴儿的塑料画，这是夫妇二人对拥有一个孩子朝思暮想的见证。“人们说心想事成，想都不敢想怎么会成功呢？”他说。如今，塑料画的一角已脱落，胖嘟嘟的孩子眼里放光，仍在注视着这个绝望的男人。
“调理一段时间就去检查，有一项指标不达标又回来调理，没完没了。”许少锋说。不幸的是，就在体外受精后，进入胚胎体外培养过程中出现意外，第一次试管婴儿尝试失败。
“悲伤对身体的影响很大”
为了给妻子调理身体，许少锋购买了大量书籍自学营养搭配。 赵孟图
这次失败并没有让许少锋夫妇灰心。大约在2011年初，在身体尚未完全康复的妻子要求下，他们找到了中信湘雅医院。这是一所专注试管婴儿手术的医院，院长卢光琇是学术界权威，被称为中国“试管婴儿之母”。
慕名而来的不孕患者挤满了医院挂号大厅，许少锋扶着孱弱的妻子站在队伍中，仿佛每向前挪动一步都在向希望靠近。
“没号了。”许少锋听说，许多来中信湘雅医院看病几年的病人，都没有见到卢光琇一面，更不消说挂上她的号。托完所有关系后，他终于获知卢光琇上班期间经过的一条路。
那天上午，许少锋望着卢光琇疾步走向门诊，他没有去打扰，“怕影响她上班”。整个上午，他都在构思如何在几步路的时间内，让卢光琇明白他们对生一个孩子的渴望。在惴惴不安中等到卢光琇中午下班，他赶紧凑了过去。“前后不到一分钟，卢医生就答应了。”许少锋忘记了自己当初如何说的，“大概就是急中生智吧”。
中信湘雅医院的就诊流程，不需要每次检查都去排队挂专家号，第一次挂号成功后，以后的检查只需要预约时间即可。在这里，他们还认识了许多做试管婴儿的朋友，一起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家庭公寓酒店里。老板娘是一位湘西永顺县的妇女，她在几年前来做试管婴儿手术，同样被繁复的程序和住宿问题困扰，自己索性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房子看病，最后竟把这做成了一门生意。
老板娘已通过试管婴儿顺利生下一个孩子，积累了不少试管婴儿经验。在这套100余平方米的套房里，挤着10来个来自天南海北，梦想拥有一个孩子的女人。每人每天100元，包吃住，老板娘懂得取卵前的营养搭配，保胎期间的身体护理，常与这群同命人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
有人在怀孕的欣喜中与她告别，也有人在挫败和失望后黯然离去，一般一次看病周期在一年左右，因为手术不顺，许少锋夫妇成了常客，断断续续在这里住了三年多。
在中信湘雅医院第一次取卵受精后，胚胎移植阶段出现意外。许少锋说，他相信医生的判断，这次手术失败后，已意识到这条路走到了尽头。“悲伤对身体的影响很大，生育年龄可能要衰老10年。”许少锋说，“45岁的人相当于55岁了”。但妻子依然不肯罢休，对女儿的想念和对延续家族血脉的执着，驱动着这个女人再次走到了手术台。
“她情绪一爆发就要自杀，要和女儿躺在一起。”许少锋说，他之所以坚持继续做下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顺从妻子的心意，“挽救她的生命”。他们仿佛上瘾的赌徒，输得越多越渴望扳回一局，但幸运从未光顾这对艰辛的夫妇。接下来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接踵而至的失败。往往身体还没恢复，就投入下一次赌局中。
这样的赌注也将整个家族拖入负债的泥沼。在女儿治病期间，许少锋就已欠下债务。妻子未达到49岁，无法获得国家针对失独家庭的扶助金。由于做试管婴儿常年请假，他只能从原单位获得微薄的“生活费”。此外的收入，就是每人每月380元的低保。踏上试管婴儿求子之路后，他们全靠亲友帮助，艰难度日。
许少锋说，上医院的费用就像一个无底洞，“花钱就像（丢）纸片一样”。按照一般的收费标准，仅一次试管婴儿手术费用就要3万-5万元，这不包含前期身体调理和各项检查，以及后期保胎的费用。对于年龄较大的妇女，各项开销更大。
这5年下来，他为此花去的钱超过百万，目前至少还有四五十万元外债。在中信湘雅医院求医期间，他还将自己半生积蓄买下的房子抵押出去。不仅如此，老父亲为了支持儿子，也将老家一栋三层楼的祖屋贱卖。“当天打电话来要钱，医院第二天就要交，没办法只能卖房子了。”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说。如今，他借居在兄弟家里。
散架的三角形
回报与付出并不成正比。这期间，仅有一次胚胎移植成功。这颗生命的种子在妻子子宫待了不到一周，就被宣告死亡。其余的时候，要么卵泡内无卵子，要么卵子质量不达标。最后，她又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连医生都不敢再注射“排卵针”。
这个执着的女人听不进医生和丈夫的话，吵嚷着还要继续，甚至不惜写下“生死书”。“我给他们说，要是死在手术台上不让他们负责。”至今她仍显激动，“我要是没有孩子就等于死了”。
中信湘雅医院一位医务人员说，该院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已经达到65%。但像刘妙这样的高龄失独妇女，“能有多大的成功率谁也无法保证”。
现在，刘妙健康状况愈加下滑，已说不清自己患有多少种病，“坐立不安，从内到外浑身都疼，尤其是背后面”，她怀疑与“排卵针”的副作用有关。
比这更糟糕的是，她的精神状况也出现了问题。“一旦情绪失控我就像活在人间地狱了。”许少锋说，他无法把握妻子的喜怒，她往往因一件琐事闹腾数日，说他将女儿害死了。严重时还有暴力倾向，甚至限制他的自由。
据许少锋说，有一次，他买回的花椒没将叶子剔除，被妻子要求跪在地上，自打耳光半个多小时。“平时睡觉的时候我都要睁一只眼。”他说，为了避免让妻子受到刺激，他只能尽力顺从。
他曾建议妻子看心理医生，但每一次都遭到拒绝。于是，他让心理医生到普通门诊，再带妻子过去看病，然后将开出的药物上的标签撕下，但带回家中后仍被发现。还有一次，他托朋友从北京找来一个心理医生，佯装成普通朋友到家中与妻子交流，希望能对她的精神状况做些分析。
这次经历让许少锋记忆深刻。“刚开始还正常，但过了一会儿她就去厨房了，没多久手背在后面朝心理医生走去。”许少锋说，幸好他反应快，一把挡住了妻子的手腕，菜刀落地，将凳子削去了一块。这位心理医生趁机逃脱，下楼时裤子湿了半截。
与澎湃新闻记者交流时，刘妙逻辑清晰，表现平静。但不慎触及敏感话题时，能明显感到她的情绪起伏。“我的后半生怎么活下去？”她不止一次重复着这句话。她说，自己情绪稳定的时候是个正常人，“控制不住的时候我也没办法了”。
多数时候，她仍惦记着试管婴儿的事。许少锋说，中信湘雅医院的试管婴儿尝试失败后，医生劝他们不要再浪费钱，也不好再“浪费”身体了。但妻子听不进去，怀疑医生在欺骗她，坚持还要找地方再做。
于是，他们又至少两次到湖南计划生育研究所生殖医学中心求医，经过数月身体调理和身体检查后，却被告知卵细胞已耗尽。仍不死心的她又去了广州，希望能够做供卵试管婴儿——即用第三方捐赠的卵子，与准父亲的精子结合，再培养成胚胎移植回准母亲的子宫。
2014年，湖南省在长沙、娄底、株洲等地试点“爱心助孕”项目，帮助49岁以下失独家庭免费做试管婴儿手术一次，今年计划将这一项目推广到全省。但许少锋夫妇已经错过了机会，“试点的时候没包括怀化，现在可以免费的时候身体又不行了”。
“爱心助孕”负责人之一彭煜说，项目启动前他们做了大量调研，发现政府虽然为失独家庭提供了多项支持，但重新拥有一个孩子才是失独父母的共同夙愿。不过，项目暂未考虑供卵试管婴儿，一是因为复杂的伦理问题，此外，供卵的卵源十分紧张，需要数年排队等待，对于进入高龄的失独妇女来说已失去意义。
经过5年多的折腾，许少锋已对试管婴儿死了心，期待着生活翻开新的一页，“首先是还清借的钱，还要帮我们这个群体争取一些权利”。
这些年忙着为再孕奔波，来看望亡女的时间并不多。他记得女儿离开后的第一个清明节，他带着香纸和女儿爱吃的德芙巧克力，在墓地坐了三天。而妻子至今也没有来过，“怕她想不开”。
许少锋一言不发，使劲地挥舞着手中的镰刀，突然将刀把弄断了，手也被荆棘刺破流出了血。坟头露出一半时，这个沉默的男人开始抽泣，鼻涕眼泪挂在胸前。“女儿啊，你需要什么就给爸爸托梦，爸爸给你带过来。”声音由抽泣变成了嚎啕。
回去的路上，许少锋才感到手指隐隐作痛，“当时没感觉，心里的痛是这千百倍”。他说，三口之家看起来其乐融融，但每天都像在走钢丝。这些年他对独生子女政策思考了很多，他还用几何知识分析说，虽然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但也是风险最大的结构，一旦一个角出了问题，另外两个角也都散架了。
这似乎暗示了这个家庭的命运——在失去独女，再孕的希望破灭后，他正在考虑离婚。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涉失独父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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