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后这五、六年，香港的自由本来就日渐萎缩，只不过温火煮青蛙，港人没作出强烈反应。23条立法好比加进把大柴，一下子把青蛙烫得跳出来了。于是就有了这次“七一”五十万港人大游行。

站在北京的立场，搞23条立法其实是庸人自扰。如果特区政府对有些事情应对得当，或者不那么失当，不会那么多人上街。这是特区政府一再刺激事态向相反方向发展的结果。

然而，仔细考察，又会发现，这还是与香港回归大陆的安排有关。一国两制其实有内在的不稳定的性质。在现实中，一定有哪一制影响另一制的问题。如果大陆发展方向是自由和宪政，就是香港制度影响大陆制度；如果一国两制是统一香港的权宜之计，到头来是想把大陆那一套加给香港，那就是最终在制度上也回收香港。

这次游行对北京是考验。北京究竟是想改革、受香港影响，还是想在制度上回收香港。北京肯定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人有不同想法。如果强行通过23条立法，一定会是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都不利的坏结果。在香港人心丧尽自不必说，对台湾乃至世界都会是震动。这样的结果证明一国两制失败了。但是，在这样的制度下，共产党对让步也有担心，它担心这样会开先例，使得人们今后会不断以这样的方式提出诉求，施加压力。如果中共打压港人，那么它的反面证明作用是明显的，强烈的，它证明了共产党一国两制的虚假性，证明了共产党敌视自由民主；但是如果共产党采取某种让步，正面的证明作用是有限的，不那么明显的，它并不能证明共产党就有推行自由民主的意愿。再说，现在港府只是宣布推迟23条立法，只说要有修正，今后会怎么样，还不清楚。不过这总算有让步，总是有正面意义的。

50万人游行，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有人说，50万参加者不是都针对23条立法。这话虽然有道理，但是历史上哪个伟大事件不是成分复杂，参加者动机多样呢？所有的伟大事件都不单纯，但这次游行相比较而言已经是很单纯的了。这次就是反对23条立法。香港人可以集会示威，有什么不满可以直截了当地表达，用不着指桑骂槐借题发挥。这次游行值得重视还不仅是因为人数，而且还因为它是在很不利于发生这个事件的条件下发生的。30多度高温，持续7个小时；而且参与者知道。这样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还是那么多人参加了。这值得好好解读。
不过，23条立法与七一游行，是对胡温的考验；考验的是他们能不能或肯不肯摆脱前任领导的错误。推动23条立法是江泽民主政时期的事，据说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法轮功的。我看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你看共产党在美国都对法轮功那么狠，何况香港。这就提出问题，胡温要不要继承上一代的政治遗产中的错误决策。江泽民肯定是要他们背包袱，把大家都拉下水。对于胡温目前的反应，不同的人也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胡温是开明的，愿意解决问题。但是江泽民在挡道。如果将江泽民搬开，胡温就会顺应民意，解决问题。但是，另一些人也可以有相反的看法，胡温之所以怀柔，是因为江泽民还在干政，因此胡温要与江争夺权力，这就要争取民心，这就要在一系列问题上怀柔。如果胡温权力巩固了，那胡温恐怕就连这点开明也不需要了。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是反复出现过的。

从SARS到孙志刚事件，胡温的做法得到正面评价。这次七一游行是更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