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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人资本主义的发达，可以使社会的"仕途"（知识分子的出路）多元化。经商可能比当官更富有、地位更高，所以恋权不退和秀才落第造反的可能性都大大减少了。中国很多改朝换代都是落第秀才搞起来的。中国也极少有自动让权的例子。这都与私人财产制度不发达有关。
三、没有发达的私人财产制度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政党。正象我敢在这里讲一些真正独立知识分子的话，是因为有私人基金会资助我来美国一样；如果在中国，我就不可能保持如此独立的地位。大陆现在的八个"民主党派"也不得不附在"共产党这张皮上"。在这种国有制占优势的情况下，所有民主的鼓噪都不会有超过中国历史上"清议"政治的水平。中国曾经有发达的清议政治，士大夫被鼓励针贬时弊，为民请命。但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这种"人民"是种偶像崇拜，是当权者垄断政治的一种玩偶。正象中共最喜欢用"人民"这种偶像崇拜来推行其政治运动一样。
四、私有财产制度具有将政治动乱与经济活动隔绝开来的作用。美国大选时，政治机器会有短暂的停顿，但这并不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转；而中国文革中的变动，对经济影响极大。仔细观察中国的人，会发觉工业生产最糟时是短暂实行变相政党自由的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八年中，而生产效率最高的却是专制暴政最厉害的一九七零年。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种怪现象，劳改队的生产率比同等条件的国营单位要高。也就是说，国有工业制度的确要与专制政治相配合。在国有制条件下是不能搞"大民主"的。不过中国人是聪明绝顶的民族，文革政治动乱中，江浙南方一带发展出一种发达的半私有经济制度，以温州、常州、无锡为代表。很多农民和企业家，利用文革国营经济瘫痪的机会，发展出一种准私有经济。他们从物物交换式的市场做起，发展出一个计划控制之外的发达的私人经济市场。这种市场倒很适应文革的"大民主"气候。不管政治如何动乱，它照样发展。
私有制能顺利走向民主
这种现象使我有种直觉，中国人是个有私人资本主义本能的民族，那怕是共产党统治下，他们都有本事发展出私人资本主义来。正象学大寨运动中，有些生产队就偷偷把田分了，由于产量激增，还得了农业学大寨的红旗。中国人长于与政治权威妥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两面派工夫实在到家。上海是另一个例子。"四人帮"用专制主义办法经营上海的国营经济，相当成功。而上海经济却很不适应改革后的一些自由化的搞法。国营经济与专制政治有某些内在联系，这种关系不是人的意志可以改变得了的。
广东也是一种例子。广东私人资本主义目前已相当发达，在广东就没有北京那种空洞的政治热情，广东的学生就不闹事，也没有革命情绪。更不喜欢那些奢侈性的知识分子头衔。用私有化防止革命和改朝换代的威胁，实在是共产党利益所在。如果不搞私有化，而推行把人分为等级的"知识分子政策"之类的（知识分子高人一等，工人低一等之类）"民主"政策，结果是既讨不了知识分子的好（因为这种政策不会多产生出住房、汽车），又会激化革命情绪。
以私有制为基础能顺利走向民主的典型中国人社会，当然就是台湾。台湾走向民主化是很自然的事。它有一个富过政府官员的强大中产阶级，有一个独立于政府权力的强大社会。很多人收入比政府官员高，天天在议会骂政府。而在大陆，政府吞吃了整个社会，独立于政府的中产阶级或社会几乎不存在，或奄奄一息。这种情况下奢谈民主是很危险的，因为根本没有社会结构的基础，如果只是想欺骗舆论或粉饰太平，那还谈不上危险；如果真想试试民主政治，搞不好就会引出动乱和改朝换代来。因为若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则"人民"是不具有建设性、很危险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势力。
共产党靠镇压政党过日子
中国政治有其十分特别的地方。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朝代周期。所谓国体概念、专政概念、革命与反革命概念，无非是用现代政治词语来谈论这些古老的特点。朝代周期现象在欧洲并不明显，那里的朝代更迭很少是由自下而上的农民起义造成。欧洲历史上基本没有成功的农民起义（革命），而大量政治冲突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美国人更不懂什么叫"改朝换代"。这种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的巨大区别，使两个政治文化背景的人们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辞典。中国人在谈论民主时，他的意思与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也许根本是南辕北辙。譬如美国人在谈政党自由时，没有人会将其与改朝换代联想起来。但中国人成立的大多数政治组织，都以改朝换代为目标（他们自称替天行道、革命或解放等等）。农民起义军是这样，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中国政治中成功的政党都是改朝换代党（革命党），而不是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政党"。所以中国人一讲政党自由，马上会想到改朝换代。特别是共产党这个经过成功的彻底改朝换代的朝代，它以极残酷的手段镇压一切政党活动（为首分子判十五年徒刑至死刑），因此对政党自由与改朝换代的关系特别敏感。以我个人对中国政治犯的观察，一九四九年后大陆的绝大多数秘密政党活动都是以改朝换代为目标，不管是亲苏的"劳动党"、亲西方的"民主党"、亲台湾的"反共救国军"、信儒家的"大同党"，还是农民会党性质的"一贯道"。 而共产党的政治稳定，全靠对这类政党活动的残酷镇压，从镇反、肃反、反右、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这种靠镇压政党活动过日子的政权，会开放党禁、搞民主政体、这不是哄小孩的鬼话吗？如果不是这样残酷镇压政党活动，共产党还能干尽坏事而不垮台吗（一九五九年饿死近两千万人，"文革"又使中国生灵涂炭）？像任何一个新朝代一样，共产党开国是以残酷镇压为基础，而以德政为辅助，共产党的德政实在少得可怜。
共产党朝代的特点是极权主义
国民党很像历史上的隋朝。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像现代政党，它文化很高，但却不太会打仗。国民党的革命没有彻底改朝换代，它把清朝时代的绅士阶级和新的中产阶级几乎完整的保留下来了。所以国民党的革命不太像改朝换代，有点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味道。而共产党朝代极像明朝，它是一次彻底的改朝换代，对基层的旧社会绅士阶层赶尽杀绝，打入十八层地狱。经过各次政治运动，特别是不为人注意的一九五八年划极右和坏分子运动，过去的绅士阶级、中产阶级已完全没有社会地位，比奴隶还可怜。一般而言，中国历史上这类彻底的改朝换代，朝代寿命是相当长的（一般在三百年左右），不是因为它的开明，而是因为它的残酷。与恩格斯和维特福格所议相反，这类亚西亚式的专政并不是建立在管理公共事务（如水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用一个大土匪扼制无数个小土匪，即扼制人的征服他人的恶性的基础上。
中国政治历史的另一个特点，是非常权威主义，而不是极权主义。但是共产党朝代的特点却是极权主义而非权威主义。共产主义式的集权主义是人类历史未曾有过的。中国目前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不但史无前例，也比其"老大哥"苏联严厉得多。所以中国很多史无前例和旁无佐证的极黑暗的政治现象，只能说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结婚生下的一个文化怪胎。对这种文化怪胎的惰性和黑暗切不可低估。中国政治正处在共产党朝代中兴的前夜，又处在苏联式经济制度的危机中，同时在世界上发展最快以私人自由经济为基础、以儒家文明为背景的东亚新工业国包围中。中国从来看不起的小日本、南韩、台湾甚至泰国，都在以极高的速度逼近发达国家，拉开与大陆的发展水平的距离。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原动力。另外两个原动力，一个是台湾问题，二个是文革形成的特殊的政治动力结构。
英国光荣革命的另一个大背景就是欧洲十几支文化、十几个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的平等竞争。这种结构以统治者之间竞争如何治理国家为主，而不是以人民和统治者争谁来掌权（国体）为主。所以这类政治动力结构类似一国内的民主政体，有防止革命、保持内行同级竞争的功能。今天中国也有了类似的国际环境。中国文化本身就多元化了。至少有日本式的儒家和西方文化相接合的文化、台湾式的中国文化、香港式的中国文化、大陆式的中国文化、新加坡式的中国文化等数个亚文化。 英国光荣革命时如果没有从国外请客籍国王的可能性，则摆脱革命和专制循环的概率可说是百分之一。而请客籍国王设立虚君当然要有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国家存在。今天中国也有了类似的机会。譬如说，一旦中国大陆上的党争激化出现英国光荣革命的局面，请国民党回大陆以客籍政治力量的身分来平衡虽然是一种小概率事件，但这个概率虽小却大大大于零（相当现实）。历史发展本身就包括很多小概率事件的出现。
中国走向民主的过程，台湾问题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不但因为台湾正在迅速走向民主政体，使中华民族这个最古老的民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党政治，而且因为台湾的存在使中国的政治结构不可能一元化。至少国民党、共产党就是二元的。没有台湾问题，不会有一国两制的政策，共产党也没有今天这么开明。如果没有台湾问题，中国极可能走苏联式的政治演进道路，当局会象苏联骂沙皇一样，使自己对政敌的政治迫害永远合法化。而有了个台湾，中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全世界有目共睹，台湾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都远远走在大陆之前。共产党迫害国民党的合法性就永远受到挑战，而否定任何政治迫害的合法性正是民主政治的第一必要条件。另外台湾的存在自然与民主的另一个必要条件----私有制度有关。台湾与香港的私有制始终对大陆中国人是一个最直接的样板，有了这两个样板，任何私有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之说都不可能站得住脚。台湾无疑起著一种类似两党制的功能。回想地中海文明史上，十几支文化之所以可以和平竞争，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地理因素就是海洋的扼制武力竞争和促进商业、文化竞争的作用。为什么内陆国家难以发达，原因之一就是内陆方便武争，但商业运输在内陆却成本高昂。台湾海峡在当代中国政治史上也起著扼制国共两党武力竞争而促进文化、经济和平竞争的作用。
中国历史从未有过成功的复辟
文革是使中国不可能重覆苏联的政治发展模式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从上层而言，文革造成了邓小平的复辟。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事。赫鲁晓夫是斯大林一派的，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斯大林派内的分裂，这并没有摆脱社会主义政治永远朝一极不断分化的规律。而邓小平复辟是第一次"反党分子"重新上台，打破了政治朝一极分化的规律。这一特点的深远历史意义，现在还难以被人们全部看清。革命后的复辟往往难有制度创新，至少能避免改朝换代的恶性循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成功的复辟，却有无数成功的革命，这正是中国历史进步缓慢的原因。每个朝代初期都是文化水平最低，善于征服，而不善于管理。后多朝代末期文化水平是最高的，善于管理，却不善于征服。革命一起，几百年积累起来的经济、文化发展成果毁于一旦，新皇帝又是个征战的内行、管理的外行，一切从零开始，积累数百年，又一个改朝换代，毁掉一切重来。中国历史就这样原地进退不能进化。英国有复辟，复辟为光荣革命打下基础（而不是为革命打下基础）；法国有复辟，拿破仑法典正是在复辟时期巩固下来。但中国的复辟却总不成功。共产党历史上也没有成功的复辟，而邓小平却是破天荒第一位成功的复辟者。复辟推进历史前进的功能至今并未被人系统地研究过，但我有个直觉，其中学问很多。
文革并不是斯大林的肃反。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不是用官僚反官僚，而是下令停止共产党组织活动，允许普通老百姓自组政治组织，用这种变相政党自由的办法号召被共产党打成反革命的人、受歧视和受迫害的人起来造反。文革形成了群众性的政派，不但是群众性的，而且大多数干部都卷入了不同的政派。这两派有大规模互相进行政治迫害的历史，正象英国光荣革命前一样。文革后如果不搞"清三种人"运动，文革遗留的政派问题可能会消失。但"清三种人"运动，以及以后对文革造反派的公开和大规模歧视迫害，使文革中的政派问题成为中国政治中的动力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清除精神污染"和最近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又形成了新的政派结构。由于文革的原因，政派结构有公开化、合法化的倾向。例如批判一些失势的政派首脑人物（方励之、胡耀邦），反而越批越香，威望大增。这就是政派公开化、合法化的一种趋势。最近中国的人代大会，由于港澳记者和代表的参予和反自由化运动中海外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形成独立声音，都制止了中国政派斗争朝一极分化和一元化发展。两派均衡的局面极可能出现和合法化。这就是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内部动力结构。
讨论民主改革为时过早
从上几节的讨论，我有几点直感：第一、用革命手段追求民主不但不可取，而且民主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避免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而革命本身却是促成这个循环。第二、没有发达的私有财产制度时来谈民主政治是相当危险的事，因为这可能导致动乱和改朝换代。第三、中国共产党朝代的演进根本不到民主政治的时机。共产党还在开国的末尾，它的基本特点就是镇压政党活动（政党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和垄断政治。
虽然讨论民主政治改革为时太早，但很多特殊事件、如"文革"、台湾问题、邓小平复辟、苏联式制度危机等等，又为政治改革（不是民主改革）提供了动力结构。中国处在一种从极权政治向权威政治过渡的可能性面前，虽然离台湾正进行的从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还相差很远，但脱离苏联政治发展模式的几率却相当大。
我想今天政治改革中头等重要的是经济改革中为私有化市场化创造了条件，以及在行政改革和立法等方面为上述政治过渡创造条件。
即使不搞私有制，中国的行政改革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实在有很多事可做，例如恢复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回避制度、文官考试制度、文官系统与政党官僚系统的分离（前者由考试制度产生，后者由政党活动产生）、模仿台湾搞军队国家化、省级直接选举、用立法形式保证档案制度向人民公开（特别是向本人公开），以及设立上诉法院、改变以党报充当上诉法院的不正常状况等等。特别是省级直接选举问题迫在眉睫。因为文革后，地方政治因私人势力化有更趋黑暗的现象。毛泽东调动省级官僚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地方政治中难以形成强大的私人势力。但文革后地方政治私人势力化的倾向大有加强之势。
但所有这些改革的中心原则应该是互利的，要所有人得利，尤其要让原来的特权阶级得利，尽量不让人在改革中吃亏。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要所有人得利。譬如取消贵族和武士阶级的特权，发放一次性俸禄（类似转业退休金），这是比今天中国改革激进得多的措施。但关键的不同是，明治天皇把这些特权阶级引导去投资做生意，他们中大多数后来都经商致富比以前的日子好过多了，所以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不是阻力。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也是很多干部子弟利用特权成了专业户，发了财，变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城市改革中，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高干的真实工资收入相对他人而言是降低了（尽管非工资特权收入很高）。退休加薪等赎买政策并不很有效，因为在位的特权收入占的比重太大。
选择的机会
如果有人问我：假如中国今天允许民主竞选人大代表，而你又有机会参加竞选，你的竞选政纲是什么？我会告诉他，我的政纲第一是控制物价，第二是知识分子政策等等。当然我心里想的正好相反，既反对控制物价，也反对政府有任何"知识分子政策"；而是应由劳力市场上的供求力量来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但中国大多数人只懂那些对他们不利的泛泛之谈，要想当人大代表，当然只能投他们所好。如果有人问我：假如中国今天有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他愿意听听你的谋略，你愿意向他讲什么呢？那我会告诉他：中国当务之急是要把国营企业拆成股份，把股份给特权分子，将其特权"私有化"，并让他们退休经商或吃股息，则他们就会由改革的阻力变成动力，像明治维新一样，解决了这个问题，改革就上了正道了。其他细节，这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会妥善替你解决的。
如果第三个人问我：你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如果有机会向社会大声疾呼，你会说些什么呢？我就要告诉他，如果我能在电视中向人民大声疾呼，那我会说：民主的当务之急，一是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二是推动修宪运动，取消四个基本坚持。实现政教分离，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国教的地位；保证真正的信仰自由。从短期而言，这可能没有效果，但台湾和各地民主政治的成功都说明宪法意识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有著极深远的长期影响。正像孙中山立国时的宪政思想，使很多中国人从小就知道信仰自由、新闻自由、三人可组党，这都是中国迟早要实现的政治原则。而今天台湾的政党政治，取消新闻检查，不都是几十年宪政思想深入人心的结果吗？所以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今天哪怕是对牛谈琴，也要提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设立人身保护法案这类具长远影响的问题。
我一直摆脱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过分强烈的使命感，关心国家的命运，多愁善感（中毛泽东"关心国家大事"的毒太深？）。尽管来美国后这种毛病减轻了一点，我更关心自己在市场中的比较利益和可能卖得出去的产品（我的产品是知识），但"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的毛病还是有一点。因此这次抵抗不住朋友的鼓励，又写了一篇充满使命感、"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的文章。写完之后，悲从中来。因为这种过分强烈的使命感，正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不健全，迫使非职业政治家过分关心不是他专业的事。不管如何，每当中国政治变动发生，我都会"思潮澎湃"、"联想翩翩"、"伤感"一番，不是对政治的兴趣，而是一种"精神享受"。试想一个为看中国政治这部戏，付了十年牢狱之灾门票的人，怎会不仔细观赏这个票价高昂的话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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