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常态独裁 病态舆论》（载于《开放》2003年10月号）一文中说：“黑幕重重的中南海，似乎深不可测，其一举一动，引来舆论的一惊一咋，黑幕制度多年的翻云覆雨，并没有让舆论界改变见风使舵的轻浮，中南海的周期性痉挛，让媒体屡屡陷于预测失灵的尴尬。”最近一段时间，围绕著三中全会，再次上演了“黑箱捉弄媒体的闹剧。

在会议召开前，似乎中共高层和智囊们不断放话，致使国内外媒体一起发力，甚至有媒体惊呼：从发布政治局的办公和学习等会议的消息到高调张扬三中全会，特别是政治局即将向全会述职的举动，预示著胡温体制已经开启了决策透明化和党内民主的进程。

然而，全会一开，国内媒体顿时漆黑一片，一点光亮都没有；国外媒体再次惊叫：与去年人大会议媒体争相报导的情景相比，三中全会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有媒体还分析说：如此封锁会议信息，大概与会议结果的不完全确定有关。好像中共曾经召开过的结果早已确定的无数次“团结、胜利的大会”，曾经有过不封锁消息的记录。

而事实上，中共从延安时代直到1949年掌权以来，党的重要会议都是内部的权力分赃和确定统治的方针及策略的工具，每一次会议的重要人事安排和方针策略，差不多都是在会前的黑箱中确定了（或由极权者个人的一言九鼎，或由寡头们的讨价还价的结果来确定），会议本身不过是走走程序“合法性”的过场而已，即便是全国人大和政协的会议亦如此。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五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日程内容有所披露之外，中央全会一向是在会议期间封锁信息，会后才有信息的披露，有时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见诸于媒体。这已经成了中共惯例，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在我看来，起码在胡锦涛第一任内，中共高层的权力制衡，只能来自寡头们之间的势均力敌的权争，而不会来自党内制度的实质性改革。所以，现在的政治局述职与过去的党魁作报告，不会有本质区别，期望由此启动党内民主和有效监督，正如让一个人的左手监督右手一样。

中共政权是独裁统治，垄断和封锁是其运作常态，黑箱政治不过是权力垄断的表现之一，所有决策及其高层人事安排，不要说被它强制代表的十几亿百姓不知道，就是已经宣誓永远忠于它的绝大多数党员们也毫不知情。象在所有领域内的官权与民权的严重不平衡一样，在信息的占有和披露上，也有严格等级规定，也是信息垄断下的歧视性披露制度。

每次重要会议，最核心的信息只有最高层的寡头们知道，其次是政治局成员，再次是中央委员（加高级统战花瓶），再次是非中央委员的省部级官员，再次是厅局级，再是其他级别的官员，再再次是普通党员，最后才是作为“群众”的老百姓。信息的数量和质量随著级别的下降而逐级递减，等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众”这一最低层，他们所得到的信息，已经层层过滤，剔除了独裁者们主观认定的一切“敏感信息”，剩下的自然就是“团结、胜利的大会”的信息，从十六大开始，似乎又多了“创新的大会”的信息。之后，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欢呼吧”、“歌唱吧”、“掀起学习新高潮吧”

中共高官们做的是“信息的轿车”，有档次的严格区分，有人坐顶级的加长豪华防弹车，有人坐奔驰宝马奥迪，有人只能坐“信息出租车”；普通党员恐怕要乘“信息公共汽车”，而一般百姓恐怕就沦为“信息的自行车或徒步”了。

如此黑箱制度，除了对民众知情权的剥夺和信息占有的严重不对等之外，怎么还能指望“信息的透明化”！

2003年10月13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