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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发展极其不均衡。在中国，即使按照官方规定的很低的贫困标准，也有农村贫困人口3000多万人，城市贫困人口1400多万人，共计近5000万人。另外，还有不少于5000万准贫困家庭人口。这样两者之和就1亿人了。由于各级政府善于谎报成绩，实际上的赤贫、贫困人口只会更多。这些在贫困线上的家庭，其孩子上学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以沿海较发达的某省农村为例，那里家庭经济状况很不平衡，贫困和比较贫困的大约占30%左右。以此看，对这部分家庭的孩子一年收取100元以内的杂费和书本费，尚可以艰难承受的话，略加抬高收费标准，这些孩子就有辍学的危险。较发达地区如此，贫困地区的孩子更加困难，因经济困难造成的辍学现象经常发生。
二○○○年，中国教育部宣布如期实现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然而正如当年我国宣布“实现小康”一样，这个“普九扫盲”目标的实现，并不能改变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的严重局面。由于这个所谓的“义务教育”仍然是要付钱的，而且收费标准越来越高，导致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中小学生流失率、辍学率偏高甚至上升，不少农村学生由于交不起摊派而被逐出校门。根据前文中提到的《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预测蓝皮书》中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官方认可的初中生辍学率为3.23%左右，农村地区高达4.2%，有的地区辍学率甚至高达10%。实际上，由于中国各级政府一贯善于慌报成绩、掩盖问题，以及忽略外流人口子女、超生子女的就学问题，造成统计资料严重失实。实际上根据笔者的调查，在一些并不算老、少、边、穷的地区，初中生辍学率也甚至可以高达50%。而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2002年的一篇报导，中国半官方消息来源证实，中国实际小学辍学率高达5%以上，每年产生50～70万新文盲。
教育落后导致我国人口素质长期低下，众多的人口不能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只能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目前，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6年，只算小学毕业水平。至今，中国仍然有将近两亿人写不出自己的名字；另外有七亿人虽然可以勉强读懂报纸，但缺乏最起码的基础科学知识。2002年，曾有人专门做过调查，到全国许多大城市街头进行随机抽查，被抽查者中竟然有95%的人回答不全太阳系九大行星的名字。教育状况相对较好的大城市尚且如此，教育薄弱的农村就更不用说了。由于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26%，如此庞大的低素质劳动人口成为阻碍我国下层人民改善生活条件的“瓶颈”。由于缺乏知识，下层人民没有办法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也无法用知识反抗来自权势者的压迫，因此下层人民不但生活困顿，而且更容易遭受无法无天的权势者的侵犯。由于缺乏知识，下层人民不得不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收入低、工作条件差，而且可替代性非常强，往往人满为患。由于文化素质低的劳动力择业往往受到自身劳动技能的限制，因而想重新就业是非常困难的，故而形成了众多的失业、半失业人口。这也是我国下岗、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义务教育不仅仅是收费高的问题，教育质量也实在令人担忧。我在农村的一个表弟初中毕业后到城市来谋生，据他讲：他在小学的同学几乎有三分之一没有升入初中；而初中的同学则有很多长期不上课，到快毕业的时候才到学校交几百块钱领毕业证——这样的“初中毕业”会是什么样的素质啊！
由于教育收费的超乎寻常的快速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赶不上教育开销的增加幅度，造成了很多普通家庭对子女上学开销的畏惧。事实上，对于一个靠诚实劳动挣钱的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教育费用已经与一个劳动力一年所得几乎差不多的地步，困难家庭和农民则根本承受不起。这样发展下去将会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富裕家庭子女受到很好的教育，而贫困家庭子女继续充当廉价劳动力甚至为争当廉价劳动力而互相竞争——贫富差距则进一步加剧——这是赤裸裸的社会不公正现象。
根据我国的教育法规定：学校属于非盈利组织。教育改革特别是公立学校改革，其目标绝对不能使学校一切向钱看。但是现在可以说很多学校已经完全向钱看了。不仅仅是高等教育费用，初等教育费用也是一升再升。按照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初等教育应当是免费的，在欧洲许多国家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全部是免费。而现在的中小学教育乱收费，直接违反了《义务教育法》和有关政策，搅乱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加重了学生负担，败坏了教育的声誉。它直接导致大量贫困家庭的孩子辍学或不安心上学，同时也引发了教育领域中腐败现象。而且进一步拉大了第二代的贫富差别，容易造成社会的不安定。
我不禁想起了冷战的象征——柏林墙。这堵一夜之间修建起来的高墙，阻挡住了无数想奔向自由的人的梦想，数以百计的人在这堵墙下命丧黄泉。而今天，教育产业化下高昂的学费，正是一道无形的柏林墙，冷酷、横蛮地阻断了千百万穷人改善命运的希望和梦想！
“难道飞翔的灵魂，将终生监禁在自由的门槛？”（舒婷《船》）
四、当谎言嘲弄真理
时下“教育产业化”的开展，正可谓如火如荼。鼓吹教育产业化的犬儒们向我们解释说，目前的“教育产业化”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我实在是不太敢相信这些“不讲良心”的人的话了，因此为了弄清楚这个犬儒们从西天取经取回的“教育产业化”究竟是何方神圣，自二○○○年开始我写《穷人受教育的权利不容剥夺》开始，就持续不断地对“教育产业化”这一溯源进行搜索。然而令我大失所望的是，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清楚“教育产业化”的定义究竟是什么。不是我天生愚钝，无论是叫嚷实行教育产业化的犬儒们，还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社会良心们，几乎所有参与教育产业化争论的专家学者都没有给我们以“教育产业化究竟是什么”的明确概念。事实上，争论不休的教育产业化的意义越来越含糊不清，以至于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林杰教授专门撰文指出：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实际上是一个伪概念和假问题。
真是咄咄怪事！一项雷厉风行地实施的政策，一个犬儒们不厌其烦地论证其“好处”的教育产业化，竟然连概念都是模糊的！尽管无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身受其害的群众对教育产业化不断提出质疑，但教育产业化的鼓吹者们始终没有做出一项合理的解释，只是反复劝说大家接受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是解决教育资源不足的良方，云云。这好比一个人得了病，碰到一个江湖游医，江湖游医从他葫芦里倒出一粒药，说，“吃吧，吃了你的病就会好”。病人疑惑，问，“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江湖游医却避而不答这药的成分、药理作用是什么，只是一味地说，“这是西洋进口的好药，吃了你的病就会好的”——请问，这样的药我们怎么敢吃？然而，鼓吹“教育产业化”的江湖游医们，却不由分说地把这“洋药”灌进了我们嘴里，看到我们尽是痛苦的表情，就唠叨着说这是良药苦口。
也多亏本人有些毅力，三年来不断查根问底，总算通过一些资料查到了“教育产业化”的溯源——美国斯坦福大学。那么这所大学究竟是怎样进行“教育产业化”的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斯坦福大学为了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问题，专门开辟了一个以斯坦福大学和附近的伯克利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为核心的斯坦福工业园，使自己的教学、科研成就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互相促进。经过几十年的精心打造，逐渐建成了一个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开发区——硅谷。目前的硅谷，分布着3000多家高科技产业和许多研究机构，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制造中心之一，还因其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巨大需求，吸引了全美尖端技术人员的五分之一。同时，也为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更解决了教育研究经费不足的问题。斯坦福大学的成功实践，被誉为“硅谷奇迹”，促进了世界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硅谷也被誉为“美国高新技术的摇篮”。
除去斯坦福大学以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大学，也从教育转化为生产力这一目标出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教育产业化”的尝试，开辟了一些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的研究项目，如：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新型材料的作用、制造业的技术革新、研究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化学的广泛应用等。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还分别建立起许多跨学科、跨院校的综合性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取长补短、互相协作，建立起集培养高素质拔尖人才、知识创新、科技发明、高技术成果迅速转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诸多功能的，具有雄厚科技实力和巨大经济潜力经济中心。
尽管这些国际知名的大学进行了“教育产业化”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对所有这些大学来说，始终坚定不移的是在教育产业化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决不允许动摇、改变大学作为保存、发展、传播人类普遍价值、人类文明成果的公共机构这一根本宗旨，也决不允许把大学从“追求真理的场所”变为“追求效益的场所”。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教授在谈到斯坦福大学和“硅谷”成功的事例时指出：“科研、教学与工业的结合，不仅可以促进教学内容的迅速更新，培养年轻一代学生的创新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科研工作本身的发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杰罗姆·威斯纳在就职演说中，解释了他们进行教育产业化时所必须坚持的宗旨：“我们走到一起，是为了扩展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因此，不能允许任何主义、任何正统观念、任何清规戒律和政治狂热使我们离开这个目标。”
任何明眼人一望便知，人家的“教育产业化”是要把大学的研究发展能力和社会生产力有机结合起来，以知识促进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提高研发能力。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反对这样的“教育产业化”，这样的“教育产业化”的确值得我们借鉴。然而我们不明白的是：怎么在人家那里好端端的“教育产业化”，经我国的犬儒们“引进”以后，竟然变得驴唇不对马嘴？怎么中国的精英们鼓吹的教育产业化，核心问题就是一个——“涨价”？
可见，中国特色的“教育产业化”与西洋正宗的“教育产业化”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其目标简直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当西方国家的大学通过“教育产业化”如虎添翼、生机勃勃之时，我国的大学却通过“教育产业化”变成了“谁出价高，谁买教育机会”的、乱糟糟的拍卖场。大学本身通过拍卖教育机会成为了“赚钱”的行当，知识分子的良知、大学的精神、社会的期待、国家的前途都被我国这些“不讲良心”的经济学家们明码标价，放在货价上喊价出售。而那些出不起入场券的穷人，连进这个拍卖场的机会都没有。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那些鼓吹“教育产业化”的犬儒们，他们所鼓吹的所谓“教育产业化”是不折不扣的假冒伪劣产品；在中国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人，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骗子手！
俗话说“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教育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后备力量。现代社会的任何进步与生产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因而也离不开教育。教育成了振兴一个民族强大的力量。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世界最重要的竞争就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也就是人才的竞争，因而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教育是民族的未来，是各项事业的基础。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弱则国弱。要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教育是必备的前提。因此，我国政府早就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
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早就是老生常谈了，相信所有在台上、有权有势的人都能对此讲出个头头道道来。然而一旦付诸实施，所有的权势者似乎都“忘记”了这些熟悉但却正确的道理。请看，某位声名显赫的科学院院士在谈到高中及大学教育时，是怎么说的？他说：“需要澄清的是，高等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所以在原则上，其办学经费只能来自广大人民群众自身。”瞧，我们这些愚民真是顽冥不化、头脑混沌，以至于需要我们这位学识渊博的院士出来“澄清”，来为我们指点迷津。
好一个“办学经费只能来自广大人民群众自身”！仿佛这个国家的财富不是“人民群众自身”创造的，仿佛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是“人民群众自身”从自己的劳动果实里缴纳的。请问这位拥有“院士”头衔的犬儒，政府是不是会点金术，能够把顽石化作金条？这位戴着“院士”大帽子唬人的白痴，连政府的财政收入取自人民的基本道理都不懂，还有什么脸再当院士？小平同志说过“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我看一点都不假，培养出这样不知羞耻、不懂天理人伦的“院士”来，不正是教育的失败的活教材吗？
犬儒们关于教育的奇谈怪论确实是五花八门。根据我搜集的资料，这些歪理邪说大约可以分作三类：“国际接轨论”、“投资收益论”和“教育成本论”。下面，就让我们来逐一分析这些奇谈怪论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首先看看“国际接轨论”。近些年，与国际接轨是使用频率最高、最时髦的一个词了。持这种论调的犬儒们为涨价辩护时，根据学费涨价后大学最低学费占生均培养成本三分之一左右，与美国大学学费占培养成本的比例大致相当，恬不知耻地炫耀我国高等教育在收费标准上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因而已经“接轨”，是国际通行标准。这种“接轨论”听上去倒是象很有道理。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根据本人的了解，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收费标准从来就依据各国福利水平的差别而千差万别，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什么“国际标准”！俄罗斯、芬兰、瑞典等一系列国家，大学教育就是完全免费的；意大利等国家，高等教育是象征性收费；相比之下，美国的学费属于比较昂贵的，但是美国大学中行政管理人员非常之少，也就是说，吃闲饭、养闲人的现象非常少。而在中国，大学中冗员（不从事教学的政工和行政管理人员）非常多，大学生培养成本中用于养闲人的开支占掉了相当一部分。养活这些无所事事却以整学生为乐的闲人却要学生支付，这恐怕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吧？我真是感叹天下竟有这种寡廉鲜耻之人，科研水平、教学水平、管理水平，跟人家相比差了好几个档次，不急于在这些方面与国际接轨，却急不可待地要在学费上“与国际接轨”！我们不禁要问，这些犬儒跑到国际上，究竟是“接轨”呢还是“接鬼”？
犬儒们津津乐道的第二个歪理邪说是“投资收益论”。他们说，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是受教育者个人，交学费是私人为自己所作的教育投资，所以按照“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涨价自然是理所当然。的确，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但是，知识也是全人类的力量，知识也是全人类进步的阶梯。难道国家不是教育的受益者？难道社会不是教育的受益者？难道教育不是国家对未来的投资？难道一个高素质的国民群体比一群低素质的国民对国家的振兴和发展不是更有利？难道公民在纳税时不包括自己对教育的投资？至于“谁受益，谁投资”的所谓“原则”，更是一个伪原则。比如说婴儿吃奶，婴儿自然是受益者，请问犬儒们怎样让婴儿投资？莫非鼓吹“教育产业化”的犬儒们一生下来就懂得投资？那么这些人的确是经济天才了。婴儿不会投资，但婴儿懂得长大以后回报母亲，正如学子学成前无法投资，学成后就可以报效祖国一样！可见，犬儒们的“投资收益论”完全是一种避实就虚、敷衍塞责的无稽之谈。
犬儒们成天挂在嘴皮子上的另一个歪理邪说是“教育成本论”。他们说，根据计算，每个大学生平均的培养成本是每年两万元，即使是涨价后的5000元学费水平，也并没有体现出高等教育“优质优价”原则，意思是价还涨得不够。依我看，这些标榜自己“不讲良心”的犬儒们实在是太仁慈了。不过细心人不难发现，这些仁慈的犬儒在分析成本的时候，似乎忽略了几点：第一，是前面提到的冗员闲人腐败侵占教育成本问题；第二，学生在明码标价的学费之外要交的其他费用，这些费用一点不比学费价格便宜，还有专为赢利而开出的远远高于“成本”的“赞助费”、降分数费、选“热门”费等等；第三，中国大学生在交纳了巨额教育费用之后，得到的并不是“优质”的教育，而是一百多人一个班的混乱秩序，落后的教学条件和陈腐的知识。一句话，中国高等教育简直是高价买劣质产品，这跟坑人的奸商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犬儒们也觉得自己的歪理邪说确实有些单薄，为了给自己壮壮声势，他们就利用自己寄生的官僚阶层赐予的话语霸权，纷纷戴上“舆论普遍认为”、“权威人士说”、“大势所趋”之类的大帽子，拉大旗、作虎皮，再据此做出“教育消费是老百姓最愿意掏钱的消费”、“学费上涨幅度未超过居民的经济承受力”、“老百姓欣喜万分”、“各界充分认可”的断言，仿佛学费涨价是老百姓盼望已久的大好事，简直是一听到学费涨了就激动得“热泪盈眶、奔走相告”了。这些骗人的把戏，唬得老实百姓作声不得；即使有几个想做声的，也因为没有话语权而哑巴吃黄连。我听说，几年前美国为涨一美分邮资，竟然开了几十次听证会，此次中国学费奔腾式地上涨，开过哪怕一次听证会吗？呜呼！在中国这个政府办事效率惊人低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到处是关卡的国家里，一提“涨价”二字各级部门真是象吸了白粉一样来精神，竟然一路绿灯，几个月就贯彻实行而且如此彻底，堪称中国之一大奇迹。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神圣家族”飞扬跋扈、随心所欲；官员们盯着老百姓本来就不大的钱袋，想方设法圈钱、要钱、偷钱、骗钱，甚至公然打劫。披着“真理”外衣的伪君子、假道学们掌握着话语霸权，象娼妓一样随时准备为神圣家族的一切需要和为所欲为寻找、编造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以换取金钱，谎言时时刻刻嘲弄着真理、强奸着真理……
五、当教育沦为产业
千百万人民的汗水、眼泪甚至鲜血铺就了今日中国高校的辉煌。楼高了，人阔了，“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胡汉三又回来了。而今大学教师和大中城市的小学初中老师，大都变成了“先富起来的人”，食有肉、居有楼，行有车。据我的调查，现在买房、买车、出国旅游的消费群体中，教师占了很大一部分。甚至还有很多以“人类灵魂工程师”自居的教师，也因为钱多得发慌而包起了二奶，嫖起了妓女。当然，我不是红眼病，不是看不惯我们的教师能够过上幸福生活，我所难过的是，伴随着教师们的钱包里金币的叮当作响，师德也随之见了上帝。综观今日之“人民教师”，我无论如何没法像以前那样油然产生崇敬之情。写到这里，我不禁回想起我学生时代唱过的一首歌《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
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烁，老师的房间彻夜明亮。
每当我轻轻走过你窗前，明亮的灯光照耀我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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