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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在写完《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之后，我产生了写一篇反击教育产业化的《学院黑幕》，作为《医院黑幕》姊妹篇的念头。但是，由于我已经有八年时间没有与学校打交道了，对目前学校的内幕知道得并不是很清楚，也没有切身体会，因此我觉得没有办法写出像《医院黑幕》那样面面俱到的《学院黑幕》，而只能对教育产业化下学校收费迅速上涨这一外表现象做出分析。我殷切希望一些熟知学院黑幕的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从内在角度声讨教育产业化。在编辑此文期间，很多国内外朋友不辞辛苦地为我提供了不少非常有用的资料，其中特别是一位叫“元明”的网友发过来的一篇名为《变了味的教育产业化》的文章给予我极大的启发，该文的许多高水平、系统化观点几乎与本人的零碎思考完全一致，读起来禁不住让人拍案叫绝，因此我在本文中第二、第四部分中大量引用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弥补了我对教育问题理论上的空白。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热情帮助和鼓励，我可能写不出这篇文章来。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在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比 “医疗产业化” 和“教育产业化”更能生动地体现出处于强势地位的精英们，是如何借“改革”的名义来疯狂敛聚钱财、无耻践踏劳苦大众权益的事例了。医疗和教育，一个保障的是人民的生存权，一个保障的是人民的发展权；这两个行业是“产业化”的底线，一旦突破了这两个底线，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公正可言。然而可悲的是，这两个底线早已被突破，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早在三年以前，我就写了一篇名为《穷人受教育权利不容剥夺》的文章，呼吁社会关注穷人孩子上不起学的情况。然而，从那以后，教育产业化一直甚嚣尘上，浊浪排天。无数人间惨剧发生了，无数品学兼优的贫困生被大学拒之门外。
时下在一片“盛世”的赞誉声中，我却时时感到绝望。并非我天生多愁善感，也并非我在目前的社会中缺乏竞争力，而是因为我看到：不受监督的特权与贪婪野蛮的资本主义结合起来，疯狂、无耻地压榨人民；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秩序日益混乱，各种侵犯人民利益的异化改革被假以神圣的名义强加在人民头上。而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正是这种异化改革的极端产物。在我看来，鼓吹这两个“产业化”的人实在是恶毒——“教育产业化”剥夺了穷人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等于消灭了他们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而让他们永远沦为无知愚昧的苦力，剥夺了人们的发展权；“医疗产业化”则剥夺了穷人的生存权。因此，我呼吁每一位尚有良心的同胞，和我一起反击祸国殃民“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把它们和它们的吹鼓手们一起踩在脚下，让它们烂在泥里！
一、当喜讯变成噩耗
催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是两件刚发生不久的事。第一件是二○○三年八月六日晚上，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播放的一个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该片讲述的是陕西榆林一位农民景统仕可悲遭遇：生活贫困的景统仕在女儿景艳梅今年高考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后，为了凑足一万元的学费，一连外出几天借钱而无功而返。为了给景艳梅上大学申请资助，景统仕又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家境困难，然而这个章也居然没有盖下来。7月14日，景统仕喝下农药自尽。电视上景艳梅流着眼泪说：“我爸爸回来，我不在跟前。他就跟我嫂子说，他说他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早知道是这个结果，这个学我不上了……”
我一般很少看现在这些充斥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电视节目。但是那一天也真是凑巧，当我从书房出来喝水时，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当时，我握着茶杯呆站在电视机前，屏住呼吸把这个节目看完。沉痛？不，这种感觉不是一个“沉痛”所能形容的。悲愤？不，这种感觉不是一个悲愤所能包含的。我感到压抑，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黑暗，为什么使我艰于呼吸视听。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千百年来，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求生的中国劳动人民总是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自己委屈点、辛苦点没有什么，一定要让子女读书、成材——这是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的一个传统。女儿考上大学，这本应该是全家欢天喜地、奔走相告的喜讯，然而在极度扭曲的“教育产业化”之下，这喜讯却变成了吞噬人命的魔鬼，变成了噩耗。
假如景统仕的遭遇还离我太遥远，还算是“小概率事件”的话，那么二○○三年六月份发生的另一桩惨剧则如同在我身边炸响的一声惊雷。在我们所对口的一个国有企业——××厂，由于经营困难，从二○○二年下半年至今连续九个月没有发过一分钱的工资。二○○三年六月三日，在几个歌舞厅赶场子拉琴挣钱的老工人胡××回到家里，其妻子告诉他，在武汉某大学读书的儿子在催交一万元学费。胡××出门借钱。可是全厂工人都八九个月没有见到一分钱了，自己家里尚揭不开锅，谁又有能力借出一万块钱呢？胡××出门一天，空手而归。回到家里，妻子见他一无所获就唠叨了几句，胡××本来就又气又恼又急，再加上妻子的辱骂使得他倍感绝望，于是他拿起洗澡毛巾狠命地勒住妻子的脖子，导致妻子气绝身亡……
两件看似孤立的事件，反映出当下中国工人、农民被一小撮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丧尽天良的“精英”们压迫、掠夺、践踏而无可奈何的事实。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从东北到西南，类似的惨剧处处可见，时时发生。无数贫穷而善良的人们，被教育产业化这把大刀夺去了欢乐、财富甚至生命。可以说，“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下岗失业一起，成为了压在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
二、当改革变成掠夺
曾几何时，我们以“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这样字眼来形容改革开放。是啊，改革开放使我们挣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消除了吓人的政治压力，解放了生产力，使得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样的改革我们怎么能不拥护、不赞颂呢？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我们感到改革渐渐地变了味，先是官倒现象，再是腐败蔓延，接下来就是来势汹汹的下岗失业大潮和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而眼前，最为摩登的改革弄潮儿就是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的“产业化”。
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实在太快。且不去追究这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究竟哪些是类似于“包产到户”那样，是人民群众所热烈盼望几十年的；仅仅是这些“改革”措施出台、实施速度之快，就令人叹为观止。在我们这个养活了四、五千万官僚的国家里，政府的工作效率一向十分低下，公文旅行、文山会海、拖拖拉拉、故意刁难，对此我们这些老百姓早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并自我解嘲地说这是“中国特色”。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等政策速度实施之快，实在让人能够彻底改变对我国行政效率的看法——先是几个“院士”、“专家”出来论证说“教育是投资，教育是产业”，“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家长应当支付教育费用”；接着就是主管教育的官员们表示“要与国际接轨”，“教育产业化势在必行”。还没有等人反应过来，甚至还没有弄懂“教育产业化”是个什么意思，就看到学费扶摇直上九千里。“教育产业化”的从提出到实施，真可谓是雷厉风行、立竿见影。
我并非冥顽不化、抱残守缺之人，对“与国际接轨”并不反对，对“产业化”也并不是一棍子打死。是呀，不必拘泥于陈腐教条，只要能够证明对国家、社会、人民有好处，管它姓社姓资，什么古今中外的经验都可以借鉴。然而，让我看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教育产业化”绕来绕去，最后绕到暴涨的学费去了？为什么“医疗产业化” 绕来绕去，最后绕到暴涨的医疗费去了？毛主席曾说，“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造反有理。”而今，这句话是不是可以改成这样：“产业化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涨价有理？”
钱，是一分不能少的；学，固然还是要上的。在暴涨的学费面前，绝大多数家长、学生们表现出的是无可奈何。是啊，可怜天下父母心！自己再苦、再累、再穷，他们都认了，可是决不能因此断送了孩子的前程。于是小康人家，只好降低生活标准，勒紧裤腰带给孩子交学费；温饱人家，只好砸锅卖铁甚至卖血卖淫供孩子上学；贫困人家，只好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地借钱、借高利贷；而借贷无门的，要么忍痛放弃上学的机会，沦为千百万打工苦力中的一员，要么，就象本文开头两个例子里一样家破人亡！
在这占了人口90%以上的小康、温饱、贫困人家为“教育产业化”而愁云密布之时，确有少数人笑逐颜开，齐声说产业化好，产业化好，就是好呀就是好。说产业化好的有两种人：一种是靠教育产业化大发横财的“专家”、“教授”、“院士”们；另一种则是智商不高，却钱包鼓鼓想过过“大学瘾”镀金的纨绔子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钱多，人傻”之辈。就这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劳动人民被高昂的学费压迫得喘不上气，而一小部分不论黑白“先富起来的人”却笑得合不拢嘴，成了“教育产业化”的真正受益者，正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
假如说这些纨绔子弟仅仅是“人傻”，事情倒还好办。问题是这些人有的虽然在学习上显得很弱智，但在吃喝嫖赌、欺男霸女、打架斗殴等事情上却往往是行家里手。由于有钱，在这个充斥着拜金主义的社会里，他们什么都可以办得到——假如六门功课考200多分都可以靠钱来圆“大学梦”，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靠钱做不到呢？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学时代正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假如大学校园充斥了这种害群之马，我们的大学生们与这些纨绔子弟朝夕相处，将会对他们人格的形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无须多说，“教育产业化”的实质就是“宰你没商量”。特别是高等教育，简直是如狼似虎，对莘莘学子和含辛茹苦的家长张开血盆大口漫天要价。某些精英们更是理直气壮，他们说什么“高等教育就是教育消费中的‘高档消费’，自然是优质优价。”看看，在这些寡廉鲜耻的精英眼中，上大学就象打高尔夫球、吃满汉全席、住总统套房、坐劳斯莱斯一样属于“高档消费”，那么，狠狠宰你一把，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教育产业化”鼓吹者，除了急着发财的教育界少数人外，还有一些是明白标榜“经济学不讲良心”的“经济学家”。随着近些年知识分子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这些人越来越养尊处优，根本就不跟百姓打什么交道，真正做到了“往来无白丁”。听说，曾经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课堂上问学生——“北京的公交车还是那么拥挤吗？我很多年没有坐过了”——您瞧，就是这么一付小人得志的嘴脸。唉，有这种“不讲良心”的经济学家们，他们怎么可能对普通百姓的艰辛、痛苦放在心上？确实，这帮人没有良心，在这帮人那里，一会产生出“一产业化就灵”的奇谈，一会又产生出“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怪论。反正他们就是盯着权势者的脸色说话，权势者喜欢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这种人我们应当怎么称呼他们？对，犬儒。当然，作为犬儒，他们的眼睛除了盯着权势者之外，还盯着老百姓的钱袋。通货紧缩了，这帮人想不出别的高招，也想不到通货紧缩、消费低迷是因为老百姓的贫穷和对未来越来越没信心，于是乎这帮没有良心的人想到了教育产业化——利用中国人望子成龙的传统，强行把钱从老百姓腰包里掏出来；还有一些人干脆是赤裸裸地要求发财，据说某位著名什么什么家最近又发表了个“北大教授没有别墅轿车就意味着中国改革的失败”的宏论，真让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大跌眼镜——原来，检验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不是中国百姓能否从改革中受益，而是……北大教授有没有别墅香车！悲哀啊，能够对施政者产生影响的，恰恰是这帮人……呜呼！假如有一天我能拥有足够的权力，一定要把这些“精英”们开膛破肚，看看他们究竟长的是人的心肠还是狼心狗肺？！
就这样，一些把教育视为摇钱树的教育界人士，还有一些不讲良心的经济学家，成为“教育产业化”这一恶政的始作俑者。他们与急于摆脱国家财政负担和消费紧缩困境的昏聩官吏们一拍即合，形成了一个鼓吹教育产业化的“神圣家族”。这个只占全国人口10%不到的神圣家族，把教育产业化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于是乎贪婪、不公、腐败、欺诈……总之这个世界上一切丑恶都在中国的教育领域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个血肉之躯筑成的金字塔。在这座金字塔的顶端，正襟危坐着垄断权力、垄断财富和垄断真理的神圣家族，这个家族用权力敛聚财富，用财富购买真理，又用真理给自己权力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往下，是依附、寄生于这个神圣家族的政治娼妓和犬儒，他们靠出卖良心、尊严来换取神圣家族赏赐给他们的残羹剩饭。金字塔的第三层是富裕阶层，他们不得不接受神圣家族的敲诈，以换取神圣家族对他们财富的庇佑，并依靠这种庇佑进一步变得富裕。第四层是小康和温饱阶层，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却又终日提心吊胆、惊恐不安地挣扎，生怕自己掉到社会的底层。而这座金字塔的最下层是任人宰割的劳苦大众。
为什么本来被人民群众热烈拥护的改革逐渐被人民所怀疑、抵制？为什么给人民带来实惠的改革会催生出“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这样的畸形儿？这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从来都是精英专政，人民群众一直都是被排除在决策体制之外的。人民群众始终不能成为真正决策者，只有跟着精英屁股后面转，不是充当牺牲品，就是充当垫脚石。有时，精英们为了取得人民的支持，就不得不做秀来取悦于人民，并许下种种诺言。一旦权力稳固，什么诺言都抛到九霄云外。没有真正的民主，就不会有人民的政权，没有人民的政权，就不会有人民的利益——这是一条铁的定律。
“这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啊！社会无止境地分成各色人等，这些人心胸狭窄、心地不良、粗鲁平庸之辈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这些人正因为互相采取暧昧的猜疑的态度而被自己的统治者一律——虽然形式有所不同——视为特予恩准的存在物。甚至他们还必须承认和首肯自己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全是上天的恩准！而另一方面，是那些统治者本人，他们的身价与他们的人数则成反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四页）
三、当学费成为壁垒
在本文开头提到的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中，另一个主要角色赵磊，为了筹足高额的学费，在建筑工地打小工，一天挣二十块钱。当记者问他打小工挣学费有多大难度，赵磊回答说：“难度有一个山的高度那么大，大学一般下来需要四万到五万。就是贫困学生，不花钱的学生四万到五万。像我们家的话，四年能提供上个八九千就顶多了，四万多跟八九千都是天文数字。”
是的，天文数字。以赵磊每天打小工挣二十块钱计算，他需要不吃不喝不休息地干上六年才能攒够上大学的钱。尽管我们某些饱食俸禄的官员一再许诺“决不会让一个学生因为没有钱而上不起大学”，然而事实给予了这种貌似庄严的承诺狠狠一记耳光：据调查，仅四川成都附近一个小小县级市德阳，二○○一年就有20名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考学生因家贫凑不出数千元学费而不得不弃学。还有那些因为交不起学费屡屡发生的自杀事件的殉难者，难道这些人都是傻子？德阳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如果推而广之，那么全国每年面临弃学困境的贫困学生恐怕要数以万计。
多少年来，我们的媒体上总是在宣传：“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还有“教育是立国之本”等等很好听的口号。是的，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知识了，无论是经商、受雇，甚至是种田，知识都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一般而言，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就业的选择面越宽。对于贫困的人口来说，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育，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大希望。
我不反对竞争，也不反对市场经济。左翼和右翼的区别在于是否追求结果公平。但是，就连最保守的右翼也认为竞争要有一个必要的前提：起码尽量保证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现在的西方国家，基本上都在力求起点和过程的公正；而民主主义左派执政的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则更进一步，追求结果的公正。而在我国，不用说结果公正，就连最起码的起点公正都做不到。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则加剧了这种起点的不公正。学校本来是个学习知识的地方，任何公民都有权利接受教育。如果说文革时期以“出身”和“政治表现”作为上大学的依据是一种绝对的不平等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头十五年以考试成绩作为上大学的依据应当算做是一种相对意义的平等（当然，以考试成绩取人也有缺陷，但那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模式话题了），可如今，演变成了以金钱作为依据难道不是另外一种绝对不平等吗？！难道穷人家的孩子注定要在无知中生活吗？因此可以说，教育产业化是一股逆流，是极其反动的政策。
教育产业化提高了教育的门槛。目前，一般高等院校一年的学费起码在5000元以上，重点院校或热门专业则高达10000元。取最低线5000元来分析吧，它意味着什么？根据《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预测蓝皮书》，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5854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为2210元，最低一年学费分别是一个城镇居民一年收入的91.17%和226%。也就是说读四年大学，光学费一项就要花掉至少20000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不吃不喝3年的收入，一个农民10年辛劳所得。这还是平均水平，一些贫困地区农民收入不足1000元；城市下岗工人最低保障线2400元，他们的子女上大学，那真是比登天还难。
值得注意的是，光交了学费不等于就能念完大学，现在一个学生在大学里的吃、穿、用、住，购买学习用具、报名参加各种资格考试、购买参考书等等开销，最低最低一个月也要花300～400元左右，一年下来少说也要4000元。这样算下来，如今一个大学生读完四年大学，全部开销最少最少要36000元！这笔钱对于“神圣家族”的成员们来说，也许就是一顿饭钱，或者是夜总会里一次潇洒的费用。但是对于靠诚实劳动挣钱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就很无情了：对于小康人家，也许咬咬牙还能拿出来；对于一般工薪家庭，也许要节衣缩食好几年才能拿出来；而对于下岗工人和农民兄弟来说，这不啻是个天文数字。
不，不止是高等教育。拜教育产业化所赐，幼儿园、九年制义务教育、高中……反正一切与教育沾边的，也都搭车涨价，成为了“赚钱的产业”。现在，上个幼儿园一个学期都要几千元，择个校要几万元，进了学校还有“培优班”、“快车班”、“特长班”……都张开大口，等着咬得你鲜血淋漓。怎么，你不交？难道你愿意看着自己的孩子进烂学校、进差班当三等公民吗？呜呼！只要你有了孩子，你就一头扎进了永远填不完的黑坑，直到榨得你灯干油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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