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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居住的时候，从来都感觉台湾是个陌生而带神秘、违禁色彩的地方；和台湾的心理距离则好像比西方还遥远。来到海外以后，虽然得到了许多关于台湾的信息，但对台湾的遥远和陌生感依旧。即使在上个月底刚到台北时，听到温腔柔调的台式女音：“我们已经抵达台北桃源中正机场”时，仍产生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脑中闪出在大陆时读过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等等关于国共内战、统战的支离破碎的画面，耳边甚至响起了《南征北战》电影里国军的广播：“把共军全部消灭在山东境内。”总之，台湾是个和宣传攻势、意识形态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既熟悉，又非常陌生的地方。
这是我第三次到台湾。第一次是1989年底，应政治大学国关中心邀请参加一个研讨会，同时参观台湾；第二次是2000年，应英文《台北时报》邀请观看当年的总统大选；这次是应群策会邀请参加一个题为“两岸交流与国家安全”的研讨会，并应台湾北社、南社、中社、东社四个学者团体邀请在台北、台中、高雄和台东做题为“认识中共政权，珍惜台湾民主”的演讲。我本来对“群策会”并不清楚，是由于几个月前香港立法委员刘慧卿因在群策会上发言，表示支持台湾人民的自决权而遭中共中宣部下文件进行媒体围剿，她的办公室外甚至遭到流氓泼粪，才知道群策会是由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任董事长的民间团体，旨在进一步推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多为台湾学者，外籍人士中有两位日本学者，写过多部关于中国专著的美国学者谭若思（RossTerrill），几年前以《即将崩溃的中国》引起瞩目的章家敦（GordonChang）夫妇，旅美政论家林保华夫妇，我和妻子。会议主要由台湾学者主讲，直到最后一天下午，才由外籍学者在李登辉主持的圆桌会议上各自做大约十分钟的发言。我讲的内容主要是两点：权利和真实。
首先，作为一个没有参加过、也不准备参加任何政治团体的独立撰稿人，我对台湾的前途不预设立场，我认为统一、独立都不是终极价值，对我来说，终极价值是台湾人民的选择权利。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政府、自己的领袖、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自己的国号和宪法；这个选择权利只属于台湾人民，而不属于台湾以外的任何地区的任何其他人。我这个价值观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尊重人民的自决权在西方文明社会是常识；无论西方左派、右派在政见上有多么大的分歧，但在认同民族自决权的问题上，就像认同民主选举制度一样，毫无异议。而且左派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民族自决的呼声更高。
其次，我认为台湾问题的根本，不是什么统、独问题，而是一个走向真实化的问题。1989年我去台湾那次，看到墙上挂的如一片大桑叶般的地图根本不认识，经解释才知道那是中华民国地图。当时我就是坚定反共、支持台湾的，但却无论如何无法接受那张地图；中华民国自己都不是联合国成员了，却把两个联合国成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都纳入自己的版图，一本正经地挂著。当时还见到了真的穿著马褂、留著长胡子的“万年国代”（由于边远省份的国大代表找不到替换者，所以那些人就永远代表黑龙江呵、蒙古呵、甘肃呵等等）。这些做法即使不是笑话，也是自欺欺人的。
李登辉先生的改革，首先革掉了那张虚假的大地图，走到了“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一步；然后冻结了徒有虚名的福建省（福建省明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台湾只有台澎金马几个岛屿，怎么能算拥有整个福建省呢？）。现在台湾面临进一步走向真实的问题。目前台湾的中华民国，是1912年在中国大陆建立的，当时下辖35省，还不包括台湾；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蒋介石政府1946年在南京时建立的，它和台湾今天的现实已经明显名不副实。
台湾总统候选人连战先生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你不能说联合国的一个常任理事国不是国吧？你也不能说拥有13亿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台湾的一个省吧？同时，连战先生当然也不能认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否则你怎么能选总统呢？连台湾省长也不能选呵，应该等北京像对董建华那样命名呵。所以，“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民国”的说法，既不能自圆其说，也明显是自欺，却不能欺人的说法。台湾目前的真实是什么？海峡两岸是一边一国：一个独裁专制，一个民主制度。这是如同“皇帝的新衣”一样明摆著的事实、真实。《皇帝新衣》的故事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无数人们眼睁睁看著的事实，就是谁都不敢说出口。但只要不真实，不活在真实中，而是追求虚幻、虚假的意识形态，就迟早会受到现实的惩罚。
至于台湾的前途是什么？毫无疑问，应该交给台湾人民自决；这是全世界文明社会共同认知的价值。但是在中国人社会，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一说支持台湾人民自决，人们就说你支持台独。这不就等于是说，支持统一者，就是反对人民的自决权吗？这不等于是宣告，只要公投、只要让人民自己选择，多数台湾人就会选择独立了吗？统派的朋友们不应该这么没有自信心呵，自决权里面既包括独立，当然也包括统一呵。在一个有多元声音的、自由的台湾，应该相信，只要你的诉求有道理，符合真正的民意，你是有机会赢得多数的嘛，否则民主制度就无法运作了。大选还没开始，如果统派阵营就否定“台湾人民自决权”的价值，对自决没有信心，那怎么会有胜选的希望呢？
几个月前刘慧卿因表示支持台湾人民的自决权而遭媒体围剿，这次我也因为发表支持台湾人民自决权的言论而遭暴力攻击。至于事件本身，台湾媒体已有不少报道，海外读者通过网络大概也看到一些，所以不再赘述。但有一点只有少数媒体提到，那就是暴力事件的主角、台湾“爱国同心会”会长周庆峻是20多年前从广东游水逃到香港，后到台湾的“反共义士”，他曾在国民党资助下带队到汉城，声援从中国劫机到南韩的另一“反共义士”卓长仁等。卓长仁由于在台湾进行绑票、撕票、图财害命，已经被处决。在对我施暴的几个人中，有一个操标准北京腔的人，在警察局的案底显示，他曾因打人、咬人两次被捕。什么东西才咬人呢？
周庆峻等人，在台湾被认为是“极少数的极（急）统派”。这些急统派中有人曾在集会上打出中共的五星红旗，并高喊“胡锦涛万岁”。我在台湾和洛杉矶的演讲中，有听众提问，那些当年的“反共义士”怎么变化这么大？我回答，他们从来就没有变化；无论当年他们反共是真是假，他们都不是从真正的民主价值出发。反共绝不等于追求民主；民主的根基是视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为最高价值、最高原则；人是根本，而不是国家、土地这些抽象的概念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卓长仁可以绑票杀人，周庆峻们可以举起滴著千万中国人鲜血的五星红旗，反对台湾人民追求自由的自决权。他们叫“爱国同心会”，对他们来说，“国”是高于“人”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海外也有不少非常反共的华人，他们可以同样同仇敌忾地反对台湾人民的自决权；他们自己选择逃离独裁专制的中国，却不能容忍台湾人民自由选择。这些人和追求民主毫无关系，他们从来都活在和共产党同样的思维、同样的意识形态中。
虽然我在台湾遇到了这个小插曲，但它丝毫也没有改变我对自由的台湾的美好印象。在台北街头，有人可以打出五星红旗，高喊“胡锦涛万岁”，不受到任何惩罚；而在北京，23岁的女学生刘荻却因为在网上发表点自由言论，就被投进监狱一年多，最近更有网络作家杜导斌因言获罪被捕。相比之下，更凸显自由、民主的台湾的可贵。
由于这次有机会从北到南，走访了台湾的主要城市，更对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发展而深有感触。台湾在政治上的自由，前面已经讲过，也是人所共知的；在经济上，我的感觉是，其整体的水准显得比美国还高。据朋友介绍，台湾的贫富差别不大，几乎没有什么穷人。各种公共设施普遍比美国更现代化，设备多是日本产，比美国的更精、更静、更净。在饮食方面，普遍西化、日化、健康化；从高级餐厅到街头小吃，其卫生程度，普遍高于我所了解的所有华人社区。台湾最令我感慨的是其整体社会道德水准。无论在商店、市场、街头，人们普遍诚实、礼貌，憨厚得显得有点笨拙；除了那几个操大陆口音、对我施暴的流氓之外，完全见不到油腔滑调、吹牛撒谎的那类经过共产党文化洗礼的人。
离开台湾以后，我们到香港停留了一个星期。被中共接管了六年的香港，其市容，社会秩序，人的文明、礼貌程度，街道、餐厅的卫生程度等等，不仅远比台湾差，而且全部都比15年前我们第一次到香港时差很多很多；更听到无数关于中国国内的坑懵拐骗故事。这种反差使我更加倍感台湾的难得。那是一块唯一幸存的，使用中文的净土，但愿她别被对岸的独裁暴力和道德沦丧的洪水、泥潭所吞噬！
2003年11月17日于纽约（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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