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胡锦涛地位逐渐得到巩固，海外舆论在谈论‘胡温新政’之外，也开始谈论‘后江时代’或者干脆‘胡时代’了。从北京政治的眼光来看，这种乐观的估量似乎出现得早了一些。当然，媒体要抢话题，总会要打一些提前量的。‘胡时代’也许早晚会来，晚谈不如早谈，大约就是这类话题流行的原因吧。

媒体可以打提前量，现实却不可以打提前量。换句话说，讨论没有发生的事情，不能算是认真负责的分析；而基于已经发生的现实发展来进行评论，从中寻找一些未来发展的脉络，这可能更为扎实恰当一些。于是，要谈‘胡时代’，我们就不能不认真看看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是十月中旬举行的，过去了一个半月，对那些今是昨非的人来说，话题似乎老旧了一些。可是，一则，谁都说三中全会是第一次在胡主导下召开的中央全会，意义非凡；二则，尽管意义非凡，中共媒体对它的宣传却比较低调，对它的内容似乎还比较欠缺分析。所以，现在来谈，还是有意义的。

根据公开议程，三中全会作了三件亊。一是胡锦涛代表政治局作工作报告，二是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三是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修宪这件亊，不准老百姓讨论，《建议》也没有公布，到底要干什么，目前不得而知。一般相信要把‘三个代表’写进宪法，并且明确保护私有产权。这两条东西，与其说是胡时代的成绩，不如说是江时代的遗产。

所谓‘工作报告’，事先曾经大大张扬，说是改叫‘述职’，是政治改革的伟大进展。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有些蹊跷：首先，改一个说法，就算改革？原来改革这么容易？第二，就是这么容易的改革，后来却也没有了下文。为什么？没有人‘报告’，更莫说‘述职’了。

据说‘具有历史意义’的，要算‘关于完善什么什么’的《决定》。这个《决定》内容确实也很庞杂，涉及到十二个问题。大体而言，从中可以观察到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决定》就经济社会问题而言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但是完全回避政治体制问题。反过来，第十一和十二部分，一方面强调了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法制建设，另一方面则突出所谓‘党的领导’，包括强调‘党管人才’、党组织建设和干部‘廉洁自律’等传统政治原则，政治上表现出的，恰恰是浓厚的保守色彩。会前中国一些媒体标榜的所谓‘政治改革’，在官方文件中根本不见踪影。如果这就是‘胡时代’的开场白，那就可以判断说：所谓第四代领导集体，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

第二，仅就经济改革而言，《决定》也并没有提出清晰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重点，而仅仅是笼统地强调所谓‘完善’，面面俱到地涉及各个方面。经济改革政策中不多的一些新意，埋没在大段大段的套话当中，而且叙述得模棱两可，充满不确定性。由此来看，当今领导集体的基本施政特点，应该是追求稳健、妥协，而缺乏创新、开拓。

第三，经济改革方面究竟有哪些所谓‘新意’呢？要列也可以列出很多：一是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不再要求国有资本绝对控股，而是说‘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三是放宽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它行业和领域’；四是强调‘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改革’；五是承认农民可以转让土地；六是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七是放宽农民进城的有关户籍规定；八是准备‘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跨境资本交易。会前造势轰轰烈烈的‘振兴东北’，《决定》中也不过在‘加强宏观调控’部分一句话带过。

如果这就是新领导集体的经济改革纲领，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新领导人并没有什么改革纲领，哪怕是在经济上；他们在经济上所准备做的，也不过就是随时要修修补补——‘完善’者，修修补补也。这个文件，与其说是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不如说是一份解释国家准备如何领导下一步经济发展的规划书；那不是一份政治文件，而是一份政策和技术说明。从这里，应该可以充分看到胡温体制的技术官僚特色和其即使在经济体制上也是守成求稳的基本路向了吧？都说中国在江泽民的统治下进入了所谓勃列日涅夫时代，也就是平庸、腐败、求稳怕乱、不思进取的时代。现在看，中共所谓第四代领导人，也是这个样子。就中国的整体发展而言，改革早就进入停滞阶段；当局已经不能正视中国的重大社会矛盾，仅仅冀望以技术手段缓和矛盾来争得某些发展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江时代的特征还在延续，所谓‘胡时代’，即使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开始浮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则还根本望不到桅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