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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记者江河报导)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中国的农民又占中国总人口的大多数。因此，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记者江河的年终特稿回顾了2003年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
今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第6年下降。由于收益太低以及地方政府摊派过重，大批农民撂荒，离开农村去城里打工。其结果是粮食进一步减产，农民的收入进一步下降。旅美学者、《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说，这种现象造成中国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业已经连续数年处于减产状态，今年到了一个极限的阶段。所以到了今年将近年底的时候，由于农产品的数量逐年在下降，出现了农产品短缺。其结果导致今年10月到11月全国的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
程晓农说，农产品价格上涨从短期来说对农民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种植农产品的农民收入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将会有所上升。也就是说，农民连续多年经营亏本的状况会有所改善。程晓农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导致的自然结果：“这个情况并不是政府政策的结果，而是市场调节的必然结果。就是说，剥夺农民多少年以后多少有点反弹。现在让农民有一个喘气的机会。”
人口外流减少农村失业问题
美国爱奥华州立大学的黄树民教授则认为，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大批农村人口外流可以减少现在农村的失业问题以及减少农村人口的压力，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现在留在农村的农民慢慢扩大他们的经营规模。他说，中国农村出现的另一个倾向是利用农产品来增加它的附加价值。例如利用农产品来加工做饲料，甚至用农产品直接来喂养牲畜，然后贩卖牲畜等。黄树民教授说，这说明中国农村的生产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基本上反映出中国现在经济的发展。由于国民收入慢慢增高，整个食物结构在慢慢改变。在以前是以粮为纲，现在大概是以蛋白质为纲了。尤其是在沿海农村地区，一般人民在消费上对于所谓肉类、蛋类、奶类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也就是说，从某个方面来讲，中国农村本身在生产形态上也在慢慢改变了。”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认为，中国造成农村人口外流的另一个原因是农民觉得农村基层干部太多，农民负担太重，地方政府向农民摊派的太多，农民感到吃不消：“基层干部的人数平均已经达到20个农民到25个农民养活一个干部。这个比例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最高的，远远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
程晓农说，虽然过去几年朱熔基曾经试图削减农民的负担，减少农村的干部。可是最后共产党意识到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严重削弱他们在农村的统治，所以最后中央政府的选择是，宁肯维持摊派负担，也不能减少干部数量。而在今年温家宝担任总理期间，看来他也不打算改变朱熔基的方针。也就是说，新一届政府在农村问题上、在三农问题上的基本政策没有给农民带来希望。他说，因此，今年农民和干部之间为了摊派发生的一系列摩擦仍在加剧。
农民进城加大城市就业负担
英国的旅美学者、《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说，现在看的很清楚，农民在农村就地发展恐怕是没有办法获得新的生路。所以政府实际上是在准备大批农民涌进城市。可事实上城市的失业率已经居高不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奢谈城市人口增加多少亿是毫无意义的：“问题不在于多少农民涌进城里，而是政府在城里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如果根本不存在新的就业机会，农村人口涌进越多越糟糕。所以换句话讲就是，如果2020年中国城市人口真的达到多少多少亿，恐怕是个灾难性的消息。”
美国爱奥华州立大学的黄树民教授则认为，鉴于大城市人口已经过于密集，因此，如果把农村人口移往中等城镇并采取相应措施，应当可以避免城市人口密集的问题：“假使农村人口能够往一些中型城市或者城镇移动，然后把一些需要土地面积比较大、劳动力比较多的工业推广到这些中型城市或者大城镇，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说人口密集或者由于人口密集而引起的问题是比较容易避免的。”
明年改革重点在农村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张晓山所长说，2004年经济改革发展的重点在农村。那么，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前景如何呢？爱奥华州立大学教授黄树民说：“农业本身人口在减少，农业效益在减少，这就会造成农业格局慢慢扩大。换句话说，一个农户所能耕种的土地面积会慢慢扩大，而且每一个农户会慢慢变成所谓专精化，就是专门化和精致化。如果用亚洲其他国家的发展来看中国的话，很容易看到这是一个必然的转换过程。”
《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则认为，中国农村还需要搞进一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否则，农村问题不可能解决。也就是说，到底是农民为政府服务，还是政府为农民服务。这就是现在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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