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言“批评不灭定律”——寄语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单少杰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日子，也是引起许多人再度关注这位已故老人的日子。笔者正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很想再就这位冥寿者说上一些话。


（一）

自然界有“物质不灭定律”，人类社会则有“批评不灭定律”，尤其是有“对统治者批评不灭定律”。

在自然界中，“物质不灭”与“能量守恒”相关；在人类社会中，“批评不灭”则与“公道守恒”相关。批评之所以不灭，就在于人间公道总是趋于守恒。

所谓“人间公道”，就是要在人的作为与社会对人的作为的评价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做好事，就应受表扬、获褒奖；做坏事，就应受抨击、遭贬斥.尤其是统治者做坏事，就更应受抨击、遭贬斥，就更应被置于严厉的批评之下。因为，他们所做坏事与常人所做坏事相比，一是更容易造成祸害，二是更难以得到纠正。

不过，在人的作为与社会对人的作为的评价之间，往往有一个时间差，即批评往往是相对滞后的。

批评之所以相对滞后，既有可能是因人们的行为后果未能迅速获得充分显示，也有可能是因相关的社会评价未能迅速获得充分表达。尤其是针对统治者的施政举措的批评，是很难迅速获得充分表达的。

一方面，就统治者来说，大都不爱听逆耳之言，所以不大会急急切切地去征求批评意见，而总是有意无意地去规避批评意见，甚至去封杀批评意见。

另一方面，就批评者来说，大都不想冒犯上之险，所以也不大会急急切切地去说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而总是反反复复地去斟酌自己所要说的那些批评意见。

他们多多少少有些担心因批评不当而招致统治者嫉恨，轻则丢官帽，重则掉脑袋；于是乎说起批评意见来，多呈迟迟疑疑且吞吞吐吐状：或想了许久才张开嘴巴，或想了许多才说出一二。

不过，对统治者的施政举措的批评，尤其是对他们的那些已造成重大历史后果的施政举措的批评，虽相对滞后，但总会出现：

一是在他们当政时就出现，即由本朝一些骨鲠之士说出来，如海瑞骂嘉靖，如彭德怀骂毛泽东；

二是在他们下台后或驾崩后出现，即由后世许多识史之人说出来，如历朝书生都骂秦始皇，如历代国人都骂隋炀帝。

统治者只要犯错误就会被批评。这是人间公道，也是历史事实。历史上那些做了坏事的统治者很少能够逃脱被批评的命运，或是在生前被批评，或是在身后被批评，或是既在生前又在身后被批评。

公道只要长存，批评就会不灭，尤其是针对统治者犯错误的批评不灭。用佛家的话说，有此因缘，就有此报应。

那些能够上史的人，那些能够以其所作所为而在史上留下纪录的人，做了好事大都会受后人褒扬，做了坏事也大都会受后人贬斥。这褒扬即留名青史，具有不灭性质；这贬斥即遗臭万年，也具有不灭性质。

那些做了好事的历史人物，因铭刻在后人的口碑上而获得永恒；那些做了坏事的历史人物，也因浸泡在后人的唾液中而获得永恒。人的唾液何尝不也是一种“福尔马林药水”，一种能将坏人的丑陋样态保持到永远的药水。公道长存，批评不灭。


（二）

纵观两千年中国史，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执政者生前被批评的程度与其身后被批评的程度往往呈反相关关系：

如果其生前被批评得越多，那么，其身后就有可能被批评得越少，如古时李世民，如近世胡耀邦；

如果其生前被批评得越少，那么，其身后就有可能被批评得越多，如古时秦始皇、隋炀帝，如近世毛泽东。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可能要数生前被批评得最多的皇帝。满朝文武大臣都可以当廷批评他。

尤其是那个叫做魏征的人，竟能够口无遮拦地批评他，竟对他搞起了“紧逼盯人”，盯着他一举一动，或批或评。那个魏征竟盯得他私下大发牢骚：这个乡巴佬每每羞辱我（《资治通鉴》第194卷）；竟盯得他做起事来多有顾忌：不知魏征又要说我什么了。

据司马光记述（《资治通鉴》第193卷）：魏征常常“犯颜苦谏”，即使遇到太宗特别恼怒时，也面不改色，竟能迫使太宗不得不有所收敛（“征神色不移，上亦为霁威”）。司马光还举了两个例子：

一次魏征从外地回来，向太宗问道：我听说陛下曾要巡幸南山，并让车驾准备好了，可是最后又不去了。这是为什么？太宗笑答：还不是怕你说嘛。我原先确有这一想法，后来想到你会反对，所以就中止此行了。（“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

一次太宗得到一只上佳鹞鹰，正将它架在臂上，忽然看到魏征走过来，就连忙将它藏于怀中。谁知魏征奏起事来没完没了，致使鹞鹰被捂死在太宗怀中。（“上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

从这两个故事中可以看出，不是大臣怕太宗，而是太宗怕大臣，怕大臣动不动就批评他这个皇上。

不过，到了太宗皇上去世后，就很少有人再批评他了。他成了中国历史上在身后被批评得最少的皇帝。历代后人都称颂他是极为开明、极有雅量的皇帝，都推崇他为千古一帝。

与上述情况正相反对，那些暴君们，如秦始皇、隋炀帝、毛泽东等辈，生前不准别人批评自己，死后则招致别人更多地也是更猛地批评自己，致使自己成了后世历史批评话语中的万箭齐发的靶子。

这种迟到的批评，还是一种被放大了的批评，一种被加倍翻番的批评：一番是批评他做错了事，主要批评他的过错，即失算与不当；二番是批评他不准别人批评他做错了事，主要批评他的邪恶，即蛮横与愚蠢。显然，这第二番的批评，是一种更为激烈的批评，其间带有更多的愤怒和轻蔑。

从总量上看，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皇帝都是可以批评的。昏君可以批评，君王昏聩而制度未废，如明万历帝既不操劳朝政，也不钳制言论。明君也可以批评，制度已立而君王贤明，如前文谈到的唐太宗既可以被批评，又能够接受批评，闻过则喜则改。

只有极少数皇帝是不能批评的。商纣王不能批评，遂有“比干剖心”之故事。周厉王不能批评，遂有“道路以目”之故事。这极少数的皇帝也都是极暴虐的皇帝，也都是因拒谏饰非而留下历史骂名最多的皇帝。

 

（三）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可以批评属于常态，统治者不可以批评则属于非常态。封杀政治批评言论，尤其是封杀针对最高执政者的政治批评言论，向来都被认作是最为恶劣故而最受抨击的坏事：

被认作是商纣王的事业、周厉王的事业，属大奸大恶之君王的事业；

被认作是李林甫的事业、魏忠贤的事业，属大奸大恶之权臣的事业。

可是，在现代中国，这种大奸大恶的坏事居然被搞得红红火火。

中共所谓“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在其生前，是断不能被其属下党人批评的，是断不能被其治下百姓批评的，因而享有了那种只有秦始皇、隋炀帝等暴虐君主才能享有的“耳根清静之福”。

在他之后的所谓“第二代领导核心”以及“第三代领导核心”，也都不能被批评，至少不能在官方传媒上被批评。

在毛泽东治下，凡是批评他本人及其政策的人，都一定会被打入另册，或被打成反党分子，或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凡是批评他本人及其政策且又拒不低头改口的人，都一定会被置于死地，或被折磨至死，或被处以极刑，其中有最坚决者竟被先割喉再枪决，如笔者校友张志新所遭遇的极刑。

这被打入另册的人和这被置于死地的人，总数当在千万人以上。毛泽东在中国暴政史上又放了一个“卫星”，一个把封杀政治批评言论事做到了极致处的“卫星”。

党的核心人物不能批评这个规矩，并不是中共一建党就立下的。先前的陈独秀可以批评，瞿秋白可以批评，李立三可以批评，王明、博古也都可以批评。这个规矩只是到了毛泽东成为中共核心人物后才立下的，具体地说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立下的。

显然，这是一个坏规矩，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规矩：

其一，这是一个连许多封建专制王朝都不敢立的规矩。旧时王朝大都立了可以批评皇帝的规矩，并设了专事批评皇帝的官职；大都建有一套颇为严密的谏议制度，并拥有一支颇敢说话的谏官队伍。

其二，这是一个能把统治者娇宠得坏上加坏的规矩。统治者不能被批评，就意味着他拥有一种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而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是一种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的权力。

西方有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也有言：“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即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有可能很愚蠢（《坛经》第一篇）。

统治者本来就因比常人拥有更多权力而更容易犯错误，更容易做坏事；如今又立了这个做坏事不能批评的规矩，则无疑会做出更大坏事。

看一看毛泽东执政后所干的那两件大事：一件是搞“大跃进”，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无论哪一件大事，都是坏得不能再坏的大事，都是坏到了顶点的大事。

前一件大事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人为饥荒，饿死数千万人。后一件大事则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甚至可以说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灾难，使得数万万人陷入疯狂状态，使得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竟一度回到了野蛮社会。

更为恶劣的是，毛在干了这些坏事后还不准别人批评他。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有人批评“大跃进”。他随即将批评者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又有人质疑“大跃进”。他数月后就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将质疑者说成是在刮“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誓言要搞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并为此而提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埋下数年后发动“文革”的伏笔。

在1967年中南海怀仁堂上，有人批评“文化大革命”。他随即将批评者打成“二月逆流”分子。在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而使“文化大革命”无法再搞下去后，又有人质疑这场“革命”。他则频频发起一系列运动，如“批林批孔运动”、“评《水浒》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整治质疑者。

毛泽东这是在愚蠢地对抗“批评不灭定律”，并因此而必将遭到这一定律的惩罚。他本应受到的批评，不会因其封杀而消失，而一定会被补上，准确地说一定会被“恶补”上，即被加倍翻番地补上。

毛泽东生前容不得任何批评，其死后则一定会遭遇各种批评。这些批评无疑将会像潮水一样，一波推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如今，海外已经涌起一波波批毛的潮水，已是波浪起伏。不久，国内也会涌起一波波批毛的潮水，也将波涛汹涌。

笔者相信这国内的批毛潮水，一定会大于海外的批毛潮水；正像钱塘江内的潮头，一定会高过钱塘江外的潮头。

（2003年12月24日完稿，25日投稿）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泽东执政春秋》作者，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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