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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把灾难变成自我表扬的机会——密云“观灯事件”之我见
陈小雅
正月十五闹元宵，北京密云闹出了37条人命案，死者大部分为老弱妇孺。这一消息，震动京城，笔者希望对事件概貌有一个了解，并取得一个合理的解释，难免首先要阅读当地报纸。但是，一览《北京日报》4月6日以来的相关消息，赫然映入眼帘的竟是这样一些大标题：
《胡锦涛作出重要批示，温家宝罗干作出重要指示》（2月6日头版二条）；
《首都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2月7日头版头条）；
《37个安抚小组彻夜工作，死伤者家属妥善安抚情绪稳定》
《十五名伤员伤情平稳全部脱离危险》
《北京教育系统部署安全大检查》（以上为2月7日头版6、7、8条）；
《痛定思痛，吸取教训——访密云县委副书记、县长……》
《密云县踩死挤伤游人事故死者身份确定》（以上为2月7日二版倒数1、2条）。
再看这些消息的内容，名副其实，写的是党和政府领导人如何闻风而动，指示、决定满天飞；北京市党政要人名单联袂登场，有如年关大聚会；120救护中心如何飞速赶到现场；几百名干部组成几十个小组如何工作；配以救护车灯光闪亮的彩色图片，真是烘托出一片“节日气氛”。而死伤者如何？事故现场怎样？则几乎是一片空白。由此，一个“事故新闻”也就变成了一次名副其实的“自我宣传”，“自我广告”和“自我表彰”的攻势。对于此类事件处理方式，中国人早已司空见惯，哪里有井喷、爆炸、水灾、瘟疫或牲畜流行性疾病，你看到的不是事故的主体状况、原因、责任和科学分析的讨论，而是那里的党和政府如何领导抗灾取得了伟大胜利。一句话，每一次悲剧都是以喜剧的形式出台，以喜剧的形式告终！
笔者认为，如果党和政府处理的好，或者处理紧急事件的能力有所提高，也未始不可以成为新闻报道的主体。但事故新闻顾名思义应以事故为主体，“以人为本”的精神，要表现在新闻视点对事故主体——受害者或受难者的关注上。以本次“观灯命案”为例，受难者情况究竟怎样？相关报道仅以一句死者身份还在“查明”中一言以蔽之！
关于事故的原因，在上述第一条新闻中倒是给予了“及时”的解释。这篇报道开篇即说：
“2月5日……晚7时45分，因一游人在公园桥上跌倒，引起身后游人拥挤，造成踩死挤伤游人特别重大事故，37人死亡，15人受伤。”
这一介绍看似客观，但却把37人死亡事件归结为一个“跌倒的游人”。想必那人早已成为死鬼，这样一来，她（或他）不仅死了白死，而且死有余辜！
但是，事情的真相到底怎样？在上述报道中，密云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文的说法与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死者身份确定》说法不一。那位县太爷所说的事故发生原因与上述“开篇报道”不仅口径一致、时间一致，而且措辞也完全一致。而后者提供的材料却出现了另外的原因：
“19时许有人传言在灯展现场要燃放礼花……造成过桥游人剧增。在公园维护秩序的执勤民警和城管大队人员立即封闭拱桥两侧，并疏散桥上游人。19时40分许，桥面西侧的台阶上一游人突然摔倒，引起桥上大量游人拥挤发生踩踏，造成60多名游人跌倒，致使拱桥两侧的栏杆变形。事后，在现场勘查时发现游人摔倒处的台阶金属护角因磨损已翘起……”
——很明显，第一个游人摔倒是在警察采取措施之后，而不是在他们自行拥挤期间！
这里出现了三个事故的“新因素”：1、某种“传言”；2、管理人员对拱桥“两侧”的“封闭”；3、台阶的“翘起”。这三个“新因素”究竟在事故中占有多大分量，自然还有待科学分析结果的揭晓，但笔者在这里可以贡献一点个人的经历和感受：
文革期间，笔者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曾随同院的大孩子去观看一个“万人誓师大会”。大会的地点，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对面的东校场。大概是由于对此行意义的不甚明确，笔者悠游于会场出口处，准备随时回家。但大会一开始，出口既被关闭。那个会也不知道开了多长时间，后来，门终于开了，我身后的人突然间象潮水一样地涌向这个出口。我大概只踉跄了几步，就被绊倒在地。不知道有多少只脚从我身上踩过，我只是感到，连喊一声或坐起来的机会也没有了。正当我内心长叹“吾命休矣！”之时，两名纠察队似的大汉冲过来，大喊着用巨力挡住压力越来越大的人潮，一人拉着我的一只手，把我从地上拽了起来，一眨眼功夫已把我领到校场外。问过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后，他们又消失在人群中……
我终身记得这两位不知名的广州工人的救命之恩。但直到这次北京密云“观灯事件”才想起那个命在旦夕场景，思考它们的类似性在什么地方。相信读者已经发现：一个巨大的人群，首先是一种巨大的“能量”；巨大的能量经诱导或被迫聚集在一个封闭的场所，经长时间的环境挤压、精神紧张，或由于模糊信息产生的内在冲动（如“警察不让过了”这类信息或猜测所造成的心理压力），或干脆就是膀胱的承受力有限，都有可能把聚集的能量提升到一种极限；最后，突然开闸放水——禁止或原来作匀速运动的“能量流”突然改变节奏——幽闭的能量一旦获得释放便会成为洪水猛兽……而这洪水猛兽带走的，肯定是最弱势的、处在不利位置的人口，这就是笔者广州“校场口事件”与密云“观灯事件”的类同之处。
两个事件之所以结果不同，显然是在“管理水平”方面存在差距。比如：公园为什么要无控制的发售门票？听到“传言”为什么没有及时用广播输导？民警和城管人员封闭拱桥两端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封闭入口而放开出口？发生踩踏后为什么没有及时的救助？台阶的“翘起”到底是事故造成的，还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公园为何没有及时修理？或干脆还有类似的不少“豆腐渣”工程的隐患存在……更远一点说，妇女和儿童什么时候才能享有在公共场所的“特殊通道”？如果上述分析在理、提问合理的话，那么，密云“观灯事件”很显然是由于“管理失误”造成的一次特大事故！
不是笔者责人过苛，政府就是为人民办事的机构。你办得好是你该办的，因为你拿着纳税人给你的高薪。你办的不好，能够亡羊补牢，至少也应该低调一点。上述笔者提出的问题，都是公园管理的起码规则。游人购票入内，就是与公园管理处签订了一份合同。公园不仅有责任让他们赏心悦目，最基本的应能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连这些都做不到，你离应该“自我表扬”的时候还远着呢！
04年2月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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