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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卷青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这些靠诚实劳动、双向选择致富的人我除了认为他们必须照章纳税以外，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权力及财富分配体系下究竟有多少富翁是守法的实业家？中国富翁阶层对社会贡献大还是危害大？对此我是深表怀疑的。根据本人的了解，中国目前两极分化伴随着普遍而严重的不公正，最富的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财富来源可疑。那么，中国的富人阶层是怎样一种构成呢？
（1）权势阶层或者是他们的子女、亲属、朋友。中国官本位的社会传统决定了“当官”与“发财”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虽然中国的官员表面上看薪水不高，但由于权力的全面垄断、资源的高度集中、决策的不透明、监督的缺位等原因，权势者通过贪污、受贿等手段发财致富简直是轻而易举的。近些年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确实有一定成果，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因腐败而被关进监狱的前官员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但是，腐败却如星火燎原一样一发不可收拾，腐败分子“慷慨腐死、前腐后继”，堪称世界奇观。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李嘉廷、程维高、王宝森、刘方仁……这一长串因腐败落马的高官后面，还隐藏着无数没有查出、没有倒台的腐败官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是这些高官，这些高官的子女、亲属、朋友往往会得到高官们的庇佑，土地、批文、贷款得到全不费功夫，也都成为“富人”中的一员。近年来，在加拿大、美国、澳门等地方频频爆出中国高官子女一掷千金的新闻，从侧面证明了中国权势阶层的富裕。
（2）与权势阶层联系紧密的商人或黑社会头目。近年来，随着中国一批“富翁”的落马，“富翁”们与权势阶层“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浮出水面。无论是杨斌、周正毅、赖昌星，还是最近因被从死刑改判死缓而成为全国关注热点的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几乎每一个“富翁”后面都会牵扯出一大批政府官员。奸商和黑社会通过行贿把党政官员变为其非法活动的保护伞，轻而易举地获得各种优惠政策和资源，借助政府力量达到排除竞争者、压制民众抗议的目的，从而在短期内敛聚起大量财富。而党政官员则待价而沽，从奸商和黑社会那里获得分红。如果说以往黑金政治盛行的意大利已经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净手运动”基本排除了权钱交易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权”与“钱”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肆意妄为。
（3）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高层管理人员。近些年来，中国国有企业纷纷陷入困境。当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多种多样，这里不一一阐述。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国有企业这座“穷庙”，却坐满了“富方丈”。虽然很多国企工人发不出工资来，但企业领导层却腰缠万贯、纸醉金迷。这也难怪，自从“厂长负责制”推行以来，本来名义上归“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成了厂长一人天下，什么事都是厂长说了算，要裁人就裁人、要卖资产就卖资产、要给自己涨工资就涨工资，什么职代会、工会都是摆设，工人没有任何权力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也就是不足为怪了。问题是，弄垮了企业、肥了个人的企业贪官却没有什么责任可负，无论企业再困难，该升官的升官，该发财的发财，几乎个个都是“潇洒地走”，只是苦了赖企业谋生的工人。更有甚者，在目前“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大旗下，一些国有企业管理人员通过破产逃掉银行债务、以极低的价格解决掉职工，再以低价买回企业资产，瞬间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大老板”。这样的事例，笔者多次亲眼所见。
（4）通过有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攫取金钱。目前的中国，已经成“礼仪之邦”
变为名副其实的“假冒之邦”，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讲最起码的诚信，市场上充斥了有毒有害低成本的假冒伪劣产品。近些年来，关于劣质产品的内幕屡屡暴光，广东的毒猪肉，河南的毒大米，四川的腐肉腌制品，湖南的“卫生筷”，广西的毒腐竹，湖北的毒酱油，还有房地产业的价格欺诈与劣质房屋，股市造假、非法集资、传销……个个骇人听闻、触目惊心，无数老百姓的血汗钱甚至性命被形形色色的骗子、罪犯所吞噬。然而，由于受到某些政府官员的暗中保护和玩忽职守，这些犯罪分子有很多至今仍然逍遥法外；有些地区制假售假甚至已经成为当地“支柱产业”，屡禁不止，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5）依附于权势阶层的“知识精英”。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一直给人以“独立人格、社会良心”的印象。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阶层明显出现了异化倾向，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蜕变为政治娼妓和犬儒，寄生于权势阶层。部分知识精英的犬儒化和娼妓化导致这些人丧失了独立人格和最起码的良知，他们的一切“学术研究”都围绕着权势者的需要而进行，当权者需要什么理论，他们就能炮制出什么“理论”，无论从当年鼓吹“企业承包”、“兼并破产”、“股份制改造”，还是现在的“国企民营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一贯如此。实际上，这些“知识精英”提出的这些个高论，没有一个是能够经受得住历史检验的：国有企业的承包、兼并、股份制改造，造就了国有企业短期的虚假繁荣，随即跌入了深渊；“医疗产业化”给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健康惨祸，“教育产业化”则剥夺了穷人受教育的权利。犬儒们所鼓吹的这化那化，归根结底造就了一小撮富厂长、富医生、富教授，以及黑压压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当然，犬儒们出卖良知也收到了丰厚的回报，某个鼓吹经济学不讲良心、产业化万能的“著名经济学家”不是已经拥有显赫的名声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家财吗？这个人不是仍然放言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像数字反映的那么大，群众仍然可以承受”吗？这个人最近不是抛出了“北大教授没有别墅汽车，就意味着中国改革失败了”的新天方夜谈吗？
我无法断定，上述“五种人”究竟占中国富翁的百分之几，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统计。唯一能断定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化，不仅是相对贫困，而且是绝对贫困。除了贫富分化日益拉丁美洲化以外，中国国情又有特殊性：中国的人均收入又远比拉丁美洲国家要低，导致中国人口中赤贫人口数量很大。中国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57.8%，而相比之下巴西为43.5%，委内瑞拉为32.2%，哥伦比亚为21.7%.
由于这几年两极分化的趋势非但没有得到任何控制，反而因“国企民营化”、“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等政策的实施，中下层群众用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支每年以20%以上速度猛增，导致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财富加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以2000年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数据为例：5%的困难户收入比上年下降0.03%，10%的最低收入户收入增长1.3%；而10%最高收入户增长10.2%.故按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每年递增0.1%”的两极分化速度，我估计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8～0.50左右，甚至可能已突破0.50，即将进入“收入差距悬殊国家”的行列。下面是我搜集的另一份名为《中国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扩大趋势》的资料，从这份资料里可以比较直观地体现我国城镇居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贫富分化情况。值得强调的是，由于这份调查资料不能显现出隐性收入、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这“三项收入”，故实际的贫富分化情况要比表中信息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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