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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
在两会即将召开之前，由《经济参考报》与新华网联合主办的“两会”关注焦点问题网上调查的初步结果显示：在网民票选关注的十大问题中，对反腐败的关注程度列于首位。这样的民意调查结果已经不是第一次，腐败问题早已成为民怨最大的问题。
民怨的强大压力使中共高层对政权稳定极为忧虑，所以，为了缓解民怨，宣示反腐的决心也早已成为中共中央的家常便饭，拿出个把腐败高官示众也时而有之。然而，中共仍然无法摆脱“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的悖论。胡温上台以来全力推行亲民路线的重点之一，就是高调宣誓反腐败，并强调要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反腐。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于2月17日推出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共15章178条，几乎囊括了经济、政治、思想和组织的方方面面，官方媒体马上将之作为反腐制度建设的成果大加赞扬，概括出不同于以往的“八大亮点”。然而，细读条例就会发现，即便抛开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陈腐不谈，仅就这条例的反腐部分而言，它也不过是旧体制的细化而已，没有任何真正的制度创新——反腐是中共的特权，只有高级特权阶层才能行使。
首先，它仍然是对党权至上、党纪高于国法的制度现实的肯定，也就是对党的特权的肯定。各级党委高于任何其他决策机构，党的纪委高于国家的公检法，党员高于普通百姓，党纪处分已经成为其逃避法律制裁的庇护所。比如，党的高官涉嫌犯罪，不是直接面对司法调查，而是首先面对中纪委的内部调查，至于是否将被调查者移送司法机关、是否公开其证据和作出处罚，其决定权全在党的纪委手中。而在纪委的背后，是更高层的寡头们作出最后决定，甚至就是某位高官个人说了算。这种“先党纪后国法”的制度，不能说全无对高官腐败的遏制作用，但其效力只是暂时的，其庇护作用远大于惩罚作用，导致腐败的收益远大于成本，所以才有贪官的前赴后继。
其次，该条例中的监督，仍然是毫无独立性和公开性的自我监督，中国制度在反腐上一直存在着两大致命弊端没有丝毫改变：
1，该条例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仍然是体制内的人治模式。无论是列出的十种具体监督办法：如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巡视、谈话和诫勉、舆论监督、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等，还是加强纪委的检查监督的职能、要求党政干部接受舆论监督，但所有监督措施仍然是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行使舆论监督的媒体也统统在党权的垄断下，归根到底，还是党的最高领袖及其决策机构说了算。纪委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党委的棍子和权争的工具而已。党的常委们（中央政治局和各级地方政权的常委会）决定查谁就查谁，一把手决定整谁就整谁。而且，能不能动真格的，还要取决于高层权力博弈中的力量对比和利益交换。
2，党内民主监督服从于民主集中制。尽管条例规定了“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还规定了“对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保障”，被称赞为“中央政治局如何被监督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然而，只要全党服众中央和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不变，党内监督就仍然以上级监督下级、党委统一领导的监督为主，“如何监督一把手”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现行条例中，监督一把手的“党内民主”是空的，而实的仍然是上级对下级一把手的监督，中央级政治局可以监督省部级一把手，省部级可以市级一把手，依此类推，每一级别的一把手只能由上级进行实质性监督，最终由一把手说了算的体制内自我监督。
无论是司法监督还是舆论监督，如若要取得实效，就必须遵循独立化和公开化的原则，也就是相对于政治权力的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没有这二者，制定再多的党纪也无济于事。
2004年2月22日于北京家中
作者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主席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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