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


2003年的公民维权浪潮是从大学生孙志刚的死亡开始的。在媒体、学界和民情的成功施压下，政府理性地选择了废止收容遣送制度。这也使2003年的民间维权成就刚一开始，就达到了一个意外的高潮。

一年之后我们回顾这一事件的持续影响，一方面在孙志刚案的鼓励下涌现了一系列民权热，如刘涌案和宝马案，孙大午案和黄静案，乙肝人群的维权和对行乞者权益的大讨论等。我们同时也看到一批民间维权的组织、平台和个人的涌现，最突出的如在“两孙案”中脱颖而出的许志永博士和他的阳光宪政研究所，在张先著乙肝歧视案中发挥巨大影响的“肝胆相照网”，以及普通公民李健创办的“公民维权网”。在“公民维权网”因缺乏登记程序被关闭之后，李健提起对通信管理局的行政诉讼。尽管中文互联网上有数百万计的个人网站，但这却是全国第一例的个人网站维权官司，也是维权者自身的维权。

此外，我们还能看到一批关注民权、民生的媒体的出现。这些媒体如南方都市报（及新京报）、新闻周刊和财经杂志，它们开始凸现出与一般媒体迥然不同的地方，就是不惮于露出一种鲜明的价值立场，并在其所有报道中凸现某种统一的媒体理念。这种风格是上个世纪3、40年代知识分子办报传统的一种接续，这不同于一般新闻媒体在价值观上的模糊，以及它们在民间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刻意保持的杂糅。比如你可以在《了望东方》或《外滩画报》这些同样也关注民权、民生的新媒体上，看到人民日报社论式的文章，但你已经不可能在上述三种媒体上看到任何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写作。这种价值立场的彰现甚至比当年的《南方周末》更主动、更鲜明。在这些媒体的带动下，全国几百家媒体都开始跃跃欲试，开辟或增加新闻评论和公共事务讨论的版面。这一影响甚至波及到了某些电视媒体。

我们还能看到活跃于媒体空间的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的涌现。新媒体和新的媒
体知识分子在2003年的有规模涌现，还带来对民间维权来说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开始连通了中文网络和中文媒体这两个断裂中的舆论空间。一个突出的事件就是各大门户网站在去年底纷纷设立新闻评论页面，以及一批活跃于中文网络的人才从去年开始大量进入非网络媒体。

但另一方面，民间维权的热情在一年之后也已经明显出现疲态。在成熟的宪政制度下，“个案诉讼”、“议会游说”和“选举活动”，是民间参与社会规则制定和修改、伸张和维护民权的三种主要的制度途径，而民间结社则是维权活动最主要的平台。但这三种途径和一个平台在目前制度语境下，几乎都无法为民间维权提供一个能够继续拓展的空间。于是民间维权的最主要的途径和平台都落在了媒体空间。媒体势必要在未来的民间维权中继续担当主角，并因此刺激和积累新闻自由的压力。但这一角色对目前脆弱的媒体来说还是太沉重了。媒体在各种角色之中难以准确的定位，难以在生存目标与道义色彩之间找到平
衡。因为一切矛头都集中在媒体，依托于媒体空间的维权浪潮也很容易受到挫折。

如南方都市报固然在“孙志刚案”中迅速崛起，并赢得在《南方周末》之后中国媒体所能得到的最高的社会声望。但因为它打破了“不揭露本地事件”的潜规则，道义理想压倒生存目标，从而也埋下了祸根。2004年，南方都市报两位老总因贪污罪被判刑或逮捕，无论如何，对从2003年开始风生水起的平面传媒及其所支持的民间维权运动来说，这都无疑是一个严重打击。同时各大门户网站的新闻评论因为突破了网站只能从事“新闻转载”的规定，在2004年年初也被尽数取缔，这使网络空间的作为也受到了削弱。

这些变化说明民间维权的空间其实是非常狭窄的，只有尽快推动政治制度的创新，人们才能继续通过民间维权的方式，去落实和帮助政府实现《宪法》修正案“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目标。

2004-4-5

作者为中国作家、学者

《观察》首发